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任命鄧小平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在西南局工作的這三年，是鄧小平一生中最忙的三年。三年中，鄧小平領導西南人民實現歷史巨變﹔三年中，鄧小平實現了個人生涯的華麗轉身﹔三年中，鄧小平從軍事人才成長為綜合能力突出的國家領導人。
在大西南期間，鄧小平創造性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大西南7000萬人民，開展轟轟烈烈的斗爭和建設，迅速扭轉了西南地區百業凋零、百廢待舉的殘破局面，恢復了國民經濟，穩定了社會秩序，變革了社會制度，完成了黨中央和毛澤東托付的使命。
在大西南期間，鄧小平表現出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積累了對國情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思考與認識，為后來到中央領導崗位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發揮政治智慧和平解放西藏
如果說從軍事上解放大西南是劉鄧配合的又一經典，那麼，和平解放西藏則是鄧小平充分展現政治、軍事才華的驚人之筆。
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致電西北局，提出以西北局為主進軍西藏。1950年1月8日，鄧小平致電中央，決心接受解放西藏的任務，並提出進藏意見。
鄧小平隨即著手選將，確定由知識分子多、有戰斗力、政治上打得開、軍事上鎮得住、能獨當一面的十八軍執行進藏任務。1月15日，鄧小平下達指示，確立“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的方針，指出歷史上對西藏用兵成功的少，失敗的多，根本原因是單純軍事冒進、不注重政治和補給。此后，鄧小平致電中央，建議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西藏工委），加強政治工作﹔另請中央協調，由西康、雲南、青海和新疆等多路進軍西藏，分散西藏阻防力量。24日，中央批准鄧小平兩項建議。
藏軍在昌都布防后，鄧小平於8月6日下達《昌都戰役的基本命令》，指示昌都戰役事關西藏解放全局，需首戰必勝，力求全殲，形成威懾。8月23日，毛澤東致電指示10月份前佔領昌都，以打促進和談。10月6日，昌都戰役打響，至24日結束，消滅昌都的藏軍5700人。藏軍主力被殲，極大震撼了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和平談判大門被打開。進藏部隊更是嚴格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贏得了藏民的熱烈歡迎。
1951年2月，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赴北京談判。4月19日，鄧小平宴請路過重慶的代表團全體成員，講解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項政策”，指出西藏人民接受和平解放西藏是正確的歷史性選擇。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4月22日抵達北京，經過多輪協商，雙方意見終於達成一致，“十七條協議”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簽訂，標志著西藏和平解放的實現。隨后，人民解放軍11280余人分三批完成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戰備進軍，進駐要點和邊防要塞，為西藏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運用一元化體制剿平西南匪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西南土匪成分復雜，不少懂政治、懂軍事、有組織能力的國民黨潰軍加入其中，他們裹挾蒙騙群眾，詆毀黨和政府形象，孤立新生政權和人民解放軍。
剿匪成為西南新生人民政權的首要任務。西南各地剛開始剿匪時單純依靠軍事剿匪，沒有統籌發動全社會力量，剿匪治標不治本。土匪們遇到解放軍部隊集結力量進剿時，就有組織地后撤，化整為零，潛伏隱藏在深山老林和人民群眾中，過后又嘯聚為害，有些地方曾經一度出現土匪剿不滅的現象。
川東最先向鄧小平報告了這種情況，鄧小平判斷這是西南地區剿匪斗爭普遍存在的問題。於是，他提出剿匪斗爭必須整合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統一領導剿匪的機構，貫徹執行“軍事進攻，政治攻勢，發動群眾”的人民戰爭的方針，即一元化剿匪斗爭。1950年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軍區共同下達了《關於一元化剿匪斗爭的指示》，要求西南各軍區，軍分區乃至縣、區、鄉、保，迅速成立剿匪委員會，統一領導剿匪斗爭。各地剿匪委員會原則上由黨委書記任剿匪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軍事首長任副主任或主任，下設戰術指導組、政策研究組、糧食經濟組和情報通訊組等職能機構，強化剿匪作戰的領導力量。同時，大量組建人民自衛武裝，在一個月時間內，西南組建了90萬各類人民自衛武裝，使剿匪作戰兵力成倍增長。
根據鄧小平指示，在剿匪方式上，西南軍區除第十五軍外，其他各部隊均由野戰軍編制大量轉化為地方軍，針對剿匪需要，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的策略，強化人民解放軍剿匪主力部隊的靈活性與機動性。
在落實“一元化剿匪”責任上，鄧小平在西南實行“包干制”，由各級各地剿匪委員會負責本轄區內剿匪，土匪有多少剿多少，直至剿干淨。“包干制”大力推進了剿匪的速度和成效，各地區將剿匪作為第一任務，黨委負責、部隊進剿、自衛武裝協助、群眾聯防，構筑了全社會共同剿匪的有力機制。土匪最終無處藏身，從股匪到散匪，再到單個土匪，逐步被剿滅。此外，“包干制”也避免了在剿滅流竄土匪上的責任不清問題，各地區主動配合，聯防聯剿。到1953年，西南全境土匪基本肅清,成功剿匪116萬，“包干制”發揮了巨大作用。
恢復生產抓民生
西南解放晚於全國的整體進度，要在起步晚的基礎上趕上全國水平，快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就顯得尤為重要。
恢復生產首要問題是要有干部，尤其是抓地方工作的干部。為此，在進軍西南之初，鄧小平就著手考慮和解決這個問題。
在請示中央后，鄧小平想讓老區支援6000名公安、新聞、財經、廣播和郵電等接管城市后就得用上的緊缺專業人才，結果因為老區也缺人才，實際隻支援了幾百名。缺口大，任務緊，鄧小平果斷提出從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和杭州等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招收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把老干部作為種子編入其中，組建西南服務團。西南服務團共16240人，邊進軍邊學習，邊培養，為接管西南做准備。在1949年9、10月，鄧小平三次給西南服務團做報告，強調工作分三步，第一步是接管城鄉，第二步是開展農村征糧、剿匪和土改，第三步是回到城市全面建設國家工業化。后來，西南服務團在解放西南和建設西南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許多人員逐步成長為西南各地的骨干干部。
在上海解放不久，鄧小平一次偶然機會在陳毅家見到技術專家陳修和，當即向陳修和咨詢成渝鐵路的建設投入問題，並請陳修和一同到西南去工作。隨后，鄧小平委托陳修和在上海物色一支技術隊伍，為成渝鐵路建設搭建工程技術班子，這使得成渝鐵路工程於1950年6月15日順利動工。成渝鐵路一開工就把西南的鋼廠帶起來了，把其他廠都帶起來了，工業和商業也就跟著運轉起來了，通過這一環節帶動了西南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穩定金融秩序是西南解放后事關群眾生活的一件大事。國民黨的貨幣體系在西南早已崩潰，一些不法資本家和商人暗自控制著西南的金融。西南解放后，政府將中央撥付的1000億人民幣兌換發行出去，但這些錢出去后，如同泥牛入海，市場上人民幣用不出去，信用立不起來，銀元暗地裡在流通，不法商人以黑市、造謠等方式動搖群眾對人民幣的信心。
為此，鄧小平決定西南各金融機構和政府挂牌兌換銀元，6000人民幣兌換一塊銀元。到1950年初，不法商人和敵特利用春節囤積居奇，把銀元價格抬高到9000元人民幣兌換一個銀元，於是物價波動，上漲了一倍。鄧小平又指示西南各地立即採取三條有力措施，一個是廣泛宣傳人民幣是合法貨幣，號召拒絕用銀元。二是把金子、銀子管起來，禁止金銀私下買賣。三是取締黑市，打擊投機倒把。此外，在農村，提倡農民用人民幣繳納公糧，用人民幣就能享受折扣，確立人民幣在農村中的威信。隨后，中央再次運送大筆人民幣到西南，擴大發行面，城市的物價逐步回歸正常，人民幣在城市的威信也確立了。
人民幣兌換出去后，群眾又將錢捂在手裡，西南又面臨著資金無法通過儲蓄回籠的問題，流通鏈條中斷，各項建設還是沒有錢。群眾主要是擔心儲蓄后遇到貶值會受損失，不願意存。為此，鄧小平指示，西南金融機構推行折實儲蓄，存款當日以實際能購買米、布、油、鹽、煤五種物品的能力作為單位折算，取款同樣以此為折算，確保群眾存款不受貶值損失。折實儲蓄實行后，貨幣迅速回籠。隨后，鄧小平指示金融機構要把能撥付和貸出去的錢用於支持五金生產等實體經濟，不支持脫離群眾消費水平的消費品生產，有力促進了西南經濟的穩健恢復和發展。（劉全）
（據《四川黨的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