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又有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
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他來自於人民，又將自己植根於人民的土壤。他了解他所處時代的人民的願望和需求。人民群眾是最講實際的，他們並不著力追求超越自己所處歷史發展階段的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希望社會能夠為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提供實實在在的東西。我們搞現代化，說切實一點，就是為了民富國強。當社會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的時候，我們以前曾妄談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20世紀60年代還提出了在幾年十幾年之內超英趕美的口號。雖然願望是美好的，但又不得不接受社會發展規律的懲罰。“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自1975年以來不斷提出和反復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1975年鄧小平主持全面整頓，針對當時“四人幫”大批“唯生產力論”的逆行，他指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個物質基礎，這同“唯生產力論”是兩回事。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1978年9月視察東北時，他提出要利用有利的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指出：“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他強調，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改革開放新經驗的基礎上，對這個根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作了比較系統的初步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至關重要但在以前又是諱莫如深的問題。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卷出版后，人們的思想豁然開朗：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關鍵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解放。我們以往和現實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1986年鄧小平在會見貝寧總統克雷庫時說：“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兩次。這種經歷並不都是壞事，使我有機會可以冷靜地總結經驗。因為有了那段經歷，我們才有可能提出現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別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什麼。社會主義一定要體現出優越於資本主義。如果還沒有達到這一點，就要朝這個方向努力。努力的標志就是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我們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總起來看，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提出的課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他指出：這個問題不光我們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要靠發展生產力。隻有我們實現了在21世紀的發展目標，我們才可以大膽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現在我們還沒有資格講這個話，我們隻能說，社會主義總的來說比資本主義優越，但要靠我們的發展來証明這一點。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自己。要發展自己就要堅持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政策。
正是鄧小平抓住了這個根本問題，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改革開放20年來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就是我們黨逐漸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
正確分析國情，鄧小平和我們黨作出了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指出了我國現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據此，他把中國人民引入了真正走向現代化的現實之路，第一次解決了實現民富國強的現代化的途徑和步驟。他設計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
發展生產力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現代化。實現這個現代化的根本途徑是堅定不移地實行改革開放，戰略步驟是分“三步走”，即解決溫飽——實現小康——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在設計、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鄧小平反復指出，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說：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所以，他總是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觀察和思考一切問題、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判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准。他要求黨員和各級干部密切聯系群眾，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心中時刻想著人民，和人民群眾一起長時期艱苦奮斗，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他希望全體中國人對我們的國家要愛，要讓我們的國家富強起來，大家共同努力，振興中華民族。
我們真正的轉折點是在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中央政治局代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和國家，從而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當時，面對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局面，人們，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衷心擁戴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期待他能夠帶領大家撥亂反正，走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藩籬，進行“四化”建設。然而，盡管這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想抓經濟，搞建設，但卻“堅持左的政治路線，又提出了錯誤的思想路線，叫做兩個凡是”。撥亂反正舉步維艱，平反冤假錯案阻力很大，經濟工作中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在繼續。歷史在徘徊中前進。在歷史與現實的比較中，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由“照過去方針辦”的領導人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正確路線和和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經歷了長期“左”的痛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場深重災難的中國人民，將期望投向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身上。中國共產黨內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兩個凡是”的力量展開了較量，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不負眾望，在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轉折關頭，擔負起歷史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膽略，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和推動了撥亂反正的工作，為我們黨和國家一步步撥正了航向。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