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鄧小平不僅參加了遵義會議，而且是作為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忠誠執行者被撤職又復職的重要人物參加了遵義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會議之后，干部進行了調整，鄧小平由《紅星》報主編調任中央秘書長，接替鄧穎超的工作。他的職責是整理會議記錄和文件，收發信件和起草命令等。從此，鄧小平經常參加中央重要會議，並兼管中央軍委縱隊警衛人員的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1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身份參加了遵義會議。
但是過去由於黨史資料發掘不夠，再加上政治運動的原因，鄧小平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曾一度成為引人關注的有爭議的問題。
遵義會議紀念館在1955年開放時，會址內的輔助陳列室裡，介紹會議參加者的名單中，沒有鄧小平。1958年11月18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陪同下，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穿過陳列室，踏上窄小的樓梯，走進開會的房間裡，鄧小平看到房間依舊是當年擺設的樣子，使他立刻想起了當年開會時的情景。“會議就在這裡開的。”鄧小平肯定地說，他指著靠裡邊的一角，“我就坐在那裡。”
1959年，遵義會議紀念館為了進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曾再次致函中央辦公廳請示幫助查找有關檔案資料。中央檔案館於1959年5月28日回復：“關於參加遵義會議都是哪些人的問題，我們在中央檔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寫道：‘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注：林彪）、聶（注：聶榮臻）、彭（注：彭德懷）、楊（注：楊尚昆）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這材料隻能供參考之用。”這裡說的材料，即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
根據鄧小平的現場追憶，1965年，遵義會議紀念館經請示貴州省委有關領導，在遵義會議會議室的說明牌上列上了鄧小平的名字，並在會議室的牆壁上挂出了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七人的照片（按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序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中國大地，遵義的造反派聯絡大串聯來到遵義的外地學生，打著“造劉鄧路線的反”的旗幟，到遵義會議紀念館抄出1959年中央檔案館給遵義紀念館的復信，誣蔑鄧小平“篡改歷史，硬將自己塞進遵義會議，撈取政治資本……”在當時“清算”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有“罪行”中，這一條無疑是他的重大“罪狀”之一。於是，鄧小平的名字在遵義會議會議室的說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從會議室牆壁上摘掉。
對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的身份，直到1984年9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公布了《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以后，才將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時的任職弄清楚——中央秘書長。關於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身份參加遵義會議，有如下這些佐証：
一是鄧小平過去填寫的履歷表中，關於此期間的職務，一直填的是中央秘書長。鄧穎超說過，遵義會議時，鄧小平是中央秘書長，這一點“我完全可以証明”。
二是1984年，有關部門在為英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我國主要領導人的傳略條目時，曾就此問題請示過鄧小平本人，鄧小平說他1934年底開始任黨中央秘書長。
此外，1984年10月26日，楊尚昆答美國著名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就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時任職的提問時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義，遵義的同志問都是哪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們又問鄧小平同志是否參加了？我說好像不記得他參加了。回到北京，我問周總理，總理說小平同志參加了。當時擔任會議記錄，他是黨中央秘書長。”1984年，哈裡森·索爾茲伯裡訪問劉英。劉英說，遵義會議后不久，鄧小平被派往作戰部隊，中央秘書長的工作由我接替。
綜上所述，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的任職已經相當清楚了。
至於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為什麼沒提到參加者中有鄧小平，我們應當加以分析。應該看到，陳雲的這個提綱只是為傳達會議的主要內容而寫的，不可能面面俱到。關於參加會議的人員，提綱裡除沒有提到作為中央秘書長參加會議的鄧小平外，也沒有提到當時也參加這次會議的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
對於造反派批判鄧小平“篡改歷史，擠進遵義會議”這一點，鄧小平始終沒有承認。上世紀70年代，一個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鄧小平，閑談中提到這件事，鄧小平還不無感慨地說：“遵義會議，我參加了就是參加了，沒有參加就是沒有參加。我一生的歷史……不因沒有參加遵義會議硬說參加了，來增添一份光榮……”
1976年10月，中國終於結束了延續十年的動亂，被顛倒的歷史又重新恢復本來面目。1980年，中國革命博物館、遵義會議紀念館以及其他有關黨史資料、書籍中，在介紹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時，又重新出現鄧小平的名字。
關於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與歷史作用，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曾多次談到。1957年4月8日，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遵義會議解決了如何革命的問題。1965年鄧小平在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談話時指出：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1987年10月13日，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鄧小平說：遵義會議是民主革命走上勝利道路的標志。在1989年5月31日同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中，鄧小平指出：“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一個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在1989年6月16日，同楊尚昆、萬裡、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談話時，鄧小平又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雲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機，應該說也是鄧小平政治生命當中的轉機。他由遵義會議前的被排擠、被打擊轉變為受到信任，轉換到重要工作崗位上來，協助中央領導開展工作，開始了他后來更為光輝的戰斗歷程。（宮力 周敬青 張曙）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