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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遵義會議精神

2017年12月27日16:48    來源:廣安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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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期間,黨中央召開了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包括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苟壩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這些會議要麼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鋪墊,要麼為遵義會議成果的實現作了重大貢獻,是遵義會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廣義的層面上,遵義會議是由一系列會議組成的。遵義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偉大轉折,不僅在最危急的時刻正確地改變了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改變了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黨的軍事路線,挽救了中國革命,而且也讓黨在集體反思中實現精神涅槃,鑄就了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鄧小平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親歷了遵義會議,更以其重大的人生轉折見証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偉大。此后,他又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踐行和弘揚了遵義會議精神,開辟了遵義會議精神的新境界。

鄧小平是遵義會議精神的見証者

如果說遵義會議實現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那麼這種轉折也折射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批堅持正確路線同志的人生軌跡上。鄧小平在7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經歷過許多坎坷,有過“三落三起”,其人生中第一次“落”與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緊密相關,此后的“起”則與遵義會議對“左”傾錯誤統治的終結緊密相連。作為親歷者,鄧小平以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轉折,見証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偉大。

1931年11月,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了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是“右傾”“富農路線”“狹隘經驗論”等,在討論通過《政治決議案》等文件時,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永吉泰特委書記毛澤覃、贛東特委書記謝唯俊、總前委宣傳部部長古柏等,都表示不同意決議案中對毛澤東和中央蘇區工作的批評。此后,鄧小平多次受到批判和打擊,被誣指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其間,鄧小平還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職務,被指令到邊區巡視工作和接受勞動改造,跌入人生中第一個低谷。

但是,這種局面在遵義會議期間開始轉變。1934年10月,鄧小平以《紅星》報主編的身份隨中央紅軍長征。長征開始后,廣大干部、戰士眼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迭次失利、瀕於絕境,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紅軍轉兵貴州,中央政治局先后召開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反對“左”傾錯誤路線的力量逐漸積聚,為遵義會議的正式召開作了很好的鋪墊。在此背景下,鄧小平的人生命運也開始發生重要轉折。黎平會議之后,鄧小平從《紅星》報主編的崗位調任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首長的生活、會議記錄和警衛工作。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遵義后得到十余天的休整,中央決定在此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鄧小平進入遵義后和毛澤東等住在一起,參與會議籌備工作。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正式召開,鄧小平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鄧小平因抵制和反對“左”傾錯誤而遭到打擊的歷史,成了他堅持毛澤東正確路線的証明。因此,遵義會議對“左”傾錯誤的批判,從實質上取消了“左”傾教條主義者強加在鄧小平頭上的各種“帽子”。此后,隨著毛澤東在全黨領袖地位的確立,鄧小平進一步得到中央的信任和重視,於1935年6月調任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進入作戰第一線。中央紅軍長征結束后,鄧小平的地位不斷上升,先后擔任紅1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129師政委,直至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鄧小平是遵義會議精神的踐行者

鄧小平不僅見証了遵義會議精神的力量,而且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踐行了遵義會議精神,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挑戰“兩個凡是”,推動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遵義會議很重要的精神特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同志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路線,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實質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將大大延緩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對此,作為遵義會議的親歷者,鄧小平秉持遵義會議的光榮傳統,以極大的理論勇氣率先反對“兩個凡是”。

恢復黨內民主、營造健康的黨內生活是遵義會議另一個重要精神特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黨內生活的再次被破壞,鄧小平秉承遵義會議開啟的良好風氣,逐漸恢復黨內的思想民主。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參照當年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重點解決軍事路線問題的做法,首先解決當時最迫切的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政治思想問題的解決和中央最高層的人事調整是到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才最終完成的。撥亂反正過程中,鄧小平理論也在逐漸孕育和形成。歷史地看,正是因為遵義會議積澱了黨內健康的政治風氣,而鄧小平傳承了這種好風氣,才推動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

獨立自主地開創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是遵義會議又一個重要精神特質。“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鄧小平在破除“兩個凡是”的同時,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課題,秉持遵義會議開啟的好傳統,保持定力、堅定信心,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實際出發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1982年9月1日,他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講,是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成就了鄧小平的道路自信,使這個偉大的政治家既不封閉僵化,也不全盤西化,而是從實際出發譜寫中國道路的新篇章。

鄧小平是遵義會議精神的發展者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牢牢抓住“實事求是”這個遵義會議精神的核心要素,並加以突出強調和大力弘揚,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理論飛躍的歷史進程,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新的精神成果。

實事求是成為鄧小平理論形成的歷史起點。要從根本上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不僅需要極大的勇氣,而且需要正確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實事求是。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在《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中指出:“我們要准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1978年9月16日,他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中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1978年12月,他又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鄧小平用“實事求是”這個理論武器挑戰“兩個凡是”思想禁錮的歷史起點,同時成為他開創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新起點。

實事求是成為鄧小平理論形成的邏輯主線。隻有堅持實事求是,我們才能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開創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飛躍。正如鄧小平自己所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顯然,堅持實事求是成為一條邏輯主線,貫穿於鄧小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鄧小平理論的全過程。

實事求是成為鄧小平理論發展的重要法寶。鄧小平去世后,黨充分運用實事求是這個重要法寶,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踐証明,隻有堅持實事求是,我們才能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徐靜 丁鳳鳴)

(摘自《中共黨史研究》)

(責編:秦晶、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