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經濟特區
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鄧小平
早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加速我國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就主張與西方國家簽訂長期合同，進口工廠成套設備來發展石油和採煤工業，然后，用這些設備生產的產品補償外債。他認為這樣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帶動煤炭、石油工業的技術改造，三可容納勞動力。但這些遭到“四人幫”的群起攻擊。他們攻擊進口成套設備，出口原油、煤炭、棉布是“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是“漢奸行為”，是轉嫁資本主義石油危機，是投降帝國主義，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政策，完全是賣國主義。由於“四人幫”的阻撓破壞，鄧小平的主張未能實現，使我國利用外資失去了一次可能更早的機會。
出訪歸來謀良策
1978年，鄧小平出訪了緬甸、尼泊爾、朝鮮、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特別是對新加坡的訪問，給了他很大的啟示。
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出入口，是東南亞地區的一顆明珠。這個面積隻有587平方公裡，人口隻有230萬，規模僅相當於上海十分之一的國家，每年能吸引來200多萬外國游客，一年僅旅游收入就高達9.9億美元。新加坡從60年代起十分注重加強對外經濟聯系，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到海外的機會，不斷從國外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使經濟迅速騰飛起來，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一。新加坡引進外資是很成功的，鄧小平十分贊賞這一點。他觀察到外商在新加坡投資設廠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處：一是外資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二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帶動了相關的服務行業，這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新加坡建設國家的經驗引起鄧小平的濃厚興趣，他決心要把這個“經”取走。
然而，當時要把這條經驗拿到中國來可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是在幾乎與世界隔絕的狀態下搞建設的。1972年我國政府曾明確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允許外國人在中國投資，中國也不向外國輸出資本。1974年外貿部的一篇文章明確表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會引進外國資本或同外國共同開發本國或其他國家的資源﹔根本不會同外國搞聯合經營，根本不會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國的貸款。”中國的大門深重地關閉著。
從新加坡回到北京，鄧小平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一個60年代與中國大陸經濟狀況不相上下的國家，如今卻把中國遠遠地甩在后面。中國真的再也耽誤不起了。他主張把利用外資作為一項大政策來抓。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項政策得到確立。“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被正式寫進了會議公報。
“殺出一條血路”
1978年5月初，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中國政府經濟考察團，出訪西歐五國。代表團的成員中除國家部委有關人員外，不少是沿海一些省市的負責人。臨出發前，鄧小平找谷牧談話，叮囑他這次出去要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特別是好的管理辦法。訪問回來，又用了大半個月的時間，代表團在北京集體總結，然后向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整整匯報了一天。
這次匯報后，鄧小平對谷牧講了一番話，中心意思是：一、引進這件事要做﹔二、下決心向國外借點錢搞建設﹔三、要盡快爭取時間。
1979年1月，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引起了鄧小平的高度重視，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
不久，中共廣東省委接到鄧小平在那份來信摘報上的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
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的一位同志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感到不改革開放不行了。鄧小平的這個批示，對我們是很大的啟示和鼓舞。我們就從廣東的實際出發，分析廣東的特點，提出廣東的改革開放應該先走一步。”
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共廣東省委的同志發言，明確提出了廣東的設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快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后，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又帶著這個意見向鄧小平作了匯報，並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余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十分贊同這一設想。他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鄧小平關於興辦特區的倡議，猶如一塊巨石擊入碧波，迅即引起積極而強烈的反響。
1980年8月21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會議批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完成了設置特區的立法程序。條例宣布：為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327.5平方公裡、6.7平方公裡、1.67平方公裡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12月10日，國務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廈門經濟特區，面積為2.5平方公裡。
“不是收，而是放”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在王震、楊尚昆等陪同下，首次踏上了經濟特區這片熱土。
鄧小平說：“經濟特區是我的提議，中央的決定。五年了，到底怎麼樣，我要來看看。”
當天下午，鄧小平在迎賓館聽取了中共深圳市委負責人的工作匯報。
當聽到幾年來特區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增長很快，1982年工業產值為3.6億元，1983年達到7.2億元時，鄧小平問道：“那就是一年翻了一番嘍？”
“是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8年增長了10倍多。財政收入也比四年前增長了10倍。去年達3億多。”
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匯報會，鄧小平始終平靜而認真地傾聽著，沒有表態。
26日，鄧小平驅車前往瀕臨深圳灣的蛇口工業區。
一進入蛇口工業區地界，路口的標語牌上赫然寫著兩行紅色大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內地來的人第一次看到這個標語，似乎覺得來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接觸到了一種新的觀念。
蛇口工業區負責人袁庚向鄧小平作了匯報。辦特區以前，蛇口是人口外逃的口子。辦了特區以后，不但人員不外流了，相反，現在是人才回流、資金回流。幾年來，由外商獨資或合資興辦了47家企業，其中30家已投產，10家開始盈利，已擁有5000多名職工。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已超過澳門。
聽罷，鄧小平微微頷首。
26日，鄧小平結束對深圳特區的視察，登上海軍炮艇，前往珠海特區。
29日，鄧小平欣然提筆，為珠海特區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
鄧小平為珠海特區題詞的消息很快傳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失落，深圳領導人心理上有著沉重的壓力：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頭號特區，特區的許多大膽措施是由深圳開始的。當時，社會及國際輿論對特區的評價尚未形成共識，是是非非，眾說紛紜，而爭論的焦點多集中於深圳。
深圳人多麼希望總設計師能對5年來的特區建設予以公正的評判啊！
據多年后一份公開的材料說，深圳市政府派接待處處長張榮抵廣州。大年三十，張榮見到鄧小平的女兒。鄧小平的女兒感到很奇怪：“大年三十，你怎麼不回去過春節？”張榮道出了緣由，說，“完不成任務，我回不去呀。”趁鄧小平的片刻空暇，女兒向父親說了這件事，鄧小平笑了，略一深思，拿起了筆……
他的題詞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証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4年2月7日，鄧小平乘坐的專列緩緩地停在廈門車站，廈門經濟特區——這是他此次視察特區的最后一站。
在廈門，鄧小平行色匆匆，連續視察了已建成投產的東渡港5萬噸碼頭、集裝箱碼頭、漁業碼頭和已開始啟用的廈門國際機場和湖裡工業區，並聽取當時的廈門市市長鄒爾均關於湖裡工業區建設情況的匯報。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