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凡偉大的社會變革，無不伴隨著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蓬勃向上，充滿活力。中國大地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有力地証明了30多年前由真理標准問題討論開啟的思想解放運動所蘊含的深遠意義。可以斷言，如果沒有那場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不可能有正在現代化道路上迅速前進的今日中國。
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兩個凡是”是錯誤的
“文革”十年，中國經歷了一場深重的災難。“四人幫”的倒台，讓從夢魘中醒來的人們看到了希望，也充滿了期待。然而，中國要前進，就必須打破把毛澤東的話作為判斷一切是非標准的神學信條，也就是說必須打破“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后不久，鄧小平對前來看望他的中央辦公廳的兩位負責人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在1977年4月10日寫給黨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所謂“准確”“完整”，就是強調要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看待，強調著重掌握貫穿其中的科學觀點和科學方法，而不是搞斷章取義和“句句是真理”。“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為批判“兩個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他在全會閉幕時發言，進一步闡述了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強調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
全黨都在思索如何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迷障
1977年底，在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級干部為研究“文革”以來的黨史問題時，提出了不少現實中和理論中的難題。胡耀邦聽取匯報后，讓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區，大膽研究。
1977年10月，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給《光明日報》寄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的稿件。報社理論部對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備在理論版哲學專欄發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光明日報》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看到清樣，說：“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學版，可惜了。”他提議作者進一步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並約請正在寫同一主題文章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共同研討修改。文章經過反復修改，由孫長江定稿，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楊西光與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商定，為擴大文章影響，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公開見報。吳江就此請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親自審定了全文，於5月10日刊登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原則，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隻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觀點、新的結論，拋棄那些不適合新情況的個別舊觀點、舊結論。我們要完成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要研究現實的確切的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隻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逐步前進。
文章發表的當天下午，新華社立即向全國播發。第二天，全國的主要報紙紛紛轉載。盡管文章所闡述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批判的鋒芒直指“兩個凡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場軒然大波由此而起。
鄧小平第一個表明態度
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在中央領導人中第一個表明了自己對待這場爭論的態度。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著重闡述了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的問題。他批評有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強調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他號召人們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爾后，鄧小平多次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7月21日，鄧小平同中宣部部長談話，嚴肅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負責人時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我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是駁不倒的。我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了，同意這個觀點和文章。9月，鄧小平視察東北，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工作時尖銳地指出：“怎麼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贊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及其深遠影響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全會對真理標准討論作出高度評價，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要解放思想，努力鑽研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
端正思想路線。1979年1月到4月，中央在北京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提出，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對作為理論體系的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晚年的錯誤作了科學的區分，強調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經歷過無數次悲慘的失敗，是毛澤東思想才使中國人民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這一系列偉大的勝利不但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形勢。毛澤東的一生為中國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的功績。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繼天安門事件平反之后，彭德懷、陶鑄、薄一波、劉瀾濤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一輩革命家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中央作出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被徹底推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兩年中，全國有300多萬干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和糾正，47萬多名中共黨員恢復了黨籍，54萬“右派”得到改正，數以千萬計受株連的干部群眾得到解脫。
開展經濟體制改革。安徽、四川兩省率先進行改革農業管理體制的探索，制定了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收到顯著效果。1980年起，以“包產到戶”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全面推開。1979年7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批准對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建立經濟特區。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格局初步顯現。
30多年過后，回望我們走過的民族復興之路，幾乎每一步都打著思想解放的鮮明烙印。思想解放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用科學取代愚昧，用民主取代專制，深刻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激發出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無盡的生機和活力。
（摘自《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