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生擔任過許多黨和國家要職，但一直到最后也沒有辭去的一個職務是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名譽主席，在任期間，他還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了基金會。鄧小平和宋慶齡之間的友誼，要從他們的認識和了解說起。
宋慶齡1893年生於上海，1915年與孫中山結婚並擔任他的秘書，參與革命活動。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宋慶齡繼承他的遺志，繼續投身革命，贏得了國共兩黨和中國人民的一致尊重。
1987年4月20日，鄧小平會見印度客人時曾回憶說：“宋慶齡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蔣介石叛變后，國民黨內有兩位女性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宋慶齡，一位是何香凝，她們一直同共產黨合作。”
特殊情況下的奇特會面
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宋慶齡和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以及中國共產黨人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宋慶齡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讓鄧小平很是敬佩。
一開始，宋慶齡與鄧小平各自在自己的領域為革命事業奔波奮斗，並沒有什麼交集。20世紀30年代初，宋慶齡聯合蔡元培、魯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七君子”等人，在抗日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為支援八路軍戰勝困難，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將大批捐款、捐物送給解放區和敵后根據地﹔介紹白求恩大夫、印度援華醫療隊等前往解放區為八路軍傷病員服務，提供了大量物資援助和道義支持。這一時期，鄧小平在革命斗爭中逐漸成長為中共的領導者。1937年8月，中共領導的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他對於宋慶齡給予八路軍的大力支持、對中國抗日革命事業的努力奮斗非常敬佩。
一直未能謀面的宋慶齡與鄧小平1949年在上海終於見面了，但這第一次見面竟然是鄧小平上門去賠禮道歉。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1949年5月27日，住在林森中路1803號（今淮海中路1843號宋慶齡故居）的宋慶齡迎來了上海全市解放。對上海解放，宋慶齡是滿懷喜悅的，在25日解放軍先遣部隊進入上海后，宋慶齡曾興奮地向長期協助她工作的友人王安娜表示：“感謝上蒼，我們現在總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是，不久卻發生了一場意外。六十師一七八團一個營進駐淮海中路后，連長指定武康大樓對面一所寬敞房子，要排長帶一排人去宿營。當時誰也不知道這裡是宋慶齡公館。當戰士們敲門要進去時，遭到了門房的拒絕。門房沒有說明緣由，只是籠統地說“這裡不能住”。排長反問：“連長命令我們住這裡，為什麼不能住?”他表示：如果下午4時前不把房子騰空，將派士兵來搬走東西。正當雙方爭執相持不下時，宋慶齡親自下樓來，對戰士們說：“我是宋慶齡。這裡是我的公館，你們部隊不能住。要住，請陳司令(陳毅)打電話給我。”
為了挽回這個事件造成的不良影響，5月31日，時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與陳毅一起到宋慶齡寓所拜訪道歉，檢討了問題責任，並派衛兵在其住宅警衛。次日，華東局即向中央報告了有關情況：“孫夫人宋慶齡處，我們到后即決定首先拜訪。因她有病，故遲了三天才見面。在此三天內，我們部隊因找房子(因她現住宅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另撥的)曾進去麻煩了兩次，引起她一些誤會。昨日陳、饒、鄧與吳克堅、史良同往拜訪道歉，已檢討問題責任，我們已派衛兵在其住宅警衛。又據史良說，她現經濟困難，決定由潘漢年先送一百萬人民票給她，以后當陸續供給。”按照中央指示，軍管會下令：保護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的舊居，以資紀念﹔從優供給宋慶齡的日常費用及實物。
更深的理解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宋慶齡當選為國家副主席，鄧小平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一起為社會主義的建設努力奮斗。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宋慶齡當選為副委員長，鄧小平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黨的“八大”指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對經濟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這次大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宋慶齡也應邀列席大會。作為早年有過西方留學經歷的領導人，他們往往自發達成這樣一個共識：中國人民一定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
“文革”開始后，宋慶齡和鄧小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在19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上，宋慶齡發表了《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的講話。當時，鄧小平雖然已經被中央點名批評了，但是他仍然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既是對革命先驅孫中山的紀念，也是對宋慶齡的慰藉與鼓舞。此后長達6年的時間中，她再沒有公開講話。直到1972年尼克鬆訪問前夕，宋慶齡才又發表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一文。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也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回到工作崗位上不久，鄧小平便致電問候宋慶齡，並與夫人和女兒一起到宋慶齡北京寓所探望。
1975年，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著手對“文革”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進行整頓，但是1976年4月再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直到1977年7月，黨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宋慶齡聞訊十分高興，7月24日，她在致友人拉維那的信中說：“昨天晚上全城歡騰，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選舉鄧小平再度擔任要職。”喜悅之情溢於言表。8月24日，宋慶齡接到鄧小平的請求，要求面談，她為此推掉了與廖夢醒等人的會見，專門等候這次談話。與第二次復出之后去探望宋慶齡一樣，鄧小平的這次會見爭取到了宋慶齡的大力支持。他們對建設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緊迫性的認識是一致的，在如何評價領袖問題上觀點也基本相同。
1978年5月，真理標准大討論開始。12月，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9年3月30日，宋慶齡出席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次會上鄧小平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1月1日，宋慶齡出席全國政協舉行的元旦茶話會，同鄧小平、鄧穎超及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負責人、各界愛國人士300多人一起共慶佳節。茶話會上，當鄧小平講到“我們滿懷信心地跨入了八十年代，我們面臨的任務是要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作出顯著成績，要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始終放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時，宋慶齡和全體同志一起興奮地熱烈鼓掌。宋慶齡認為，這是一次鼓舞士氣的會議，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將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率先垂范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
1980年，鄧小平從改革開放的全局和黨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考慮，提出了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宋慶齡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在7月28日給中共中央的建議信中，懇切要求辭去領導職務，率先實踐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改革。在解放思想、實現四個現代化等方面，宋慶齡堅定擁護鄧小平，她說：“任何一個愛國的革命者，必須在這一關鍵性的歷史使命中充當促進派，隻有這一條道路好走，毫無選擇余地。”在一些對外交往特別是接見美國友人的場合，她和鄧小平一起出席，向西方世界表明了她的立場。
1981年5月14日深夜，宋慶齡病情突然惡化，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前來看望時，她提出了入黨的請求。5月15日下午，在鄧小平參加的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一致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共正式黨員，同時建議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
16日下午，鄧小平前來寓所探望，祝賀宋慶齡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多年的夙願，宋慶齡聽了后點頭微笑。鄧小平囑咐她安心養病，並說，您如有不測，我們會妥善安排。
5月29日，宋慶齡逝世。在6月3日的追悼大會上，鄧小平致辭指出：“宋慶齡同志鞠躬盡瘁，七十年如一日，把畢生精力獻給中國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獻給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著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高風亮節，永垂千古。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她跟隨歷史的腳步不斷前進，從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高度評價了她偉大光榮的一生。
1982年5月29日，為紀念宋慶齡，繼承和發揚她的未竟事業，以“增進國際友好，促進祖國統一，發展少兒事業”為宗旨的宋慶齡基金會成立。鄧小平慨然擔任了宋慶齡基金會名譽主席。
1986年5月29日，鄧小平在宋慶齡逝世五周年之際，鄭重為宋慶齡題寫了挽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宋慶齡同志永垂不朽。”（李雪英）
（據《人民政協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