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市紅 高屹
鄧小平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是非功過，使這個決議起到像1945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鄧小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大規模進行和歷
史遺留問題的逐步解決，對建國以后的歷史經驗進行認真全面地總結的時機逐漸成熟。另外，在糾正“左”的錯誤、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個人迷信的禁錮逐漸打破，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與歷史評價問題在一部分人中產生了思想混亂。有人出於對“左”傾錯誤危害的痛恨，把一切錯誤歸罪於毛澤東本人，甚至簡單地歸罪於毛澤東的個人品質。這種錯誤看法，又被極少數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人所利用，進而否定黨的領導和30年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造成了人們思想的混亂。因此，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科學闡明毛澤東思想，全面科學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是徹底糾正整個“左”的錯誤，成功完成撥亂反正任務的關鍵。
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是在鄧小平親自領導下進行的。從1979年11月組建起草小組到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文件，前后用了近兩年時間。鄧小平對決議起草工作非常重視。先后十多次召集歷史決議起草組開會，對決議的起草和修改發表了許多重要指示，對決議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指導作用。
1980年初，由胡喬木負責的起草小組請了各個方面的人士進行座談，聽取對起草決議工作的意見、建議，以及他們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經過反復討論、醞釀后，起草了決議寫作提綱，送給鄧小平看。鄧小平看后，覺得提綱鋪得太寬，認為這個決議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述，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一些，當然要准確。
3月19日，他找來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鄧小平還對決議寫作方法，甚至於寫幾部分都作了具體的要求。
根據鄧小平談話精神，起草組的同志對提綱進行了修改之后，又拿給鄧小平看。4月1日上午，鄧小平又把胡耀邦等人召來，談自己對修改后的歷史決議提綱的看法。
他首先分析總結了1957年到1966年十年中，我們黨和國家發生的重要事件，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認真總結。他說：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他接著說：提綱中的幾條經驗，意思都很好，看放在什麼地方講。整個設計，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
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后，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后有個結束語。結束語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
最后他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証，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根據鄧小平“盡快搞出個稿子來”的指示，決議起草小組夜以繼日，終於趕出決議的初稿。
這個初稿拿給鄧小平看后，小平同志並不滿意，認為不行，要重新來。因為，這篇草稿沒有完全體現出原來的設想——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雖然1957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但是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總之，鄧小平感覺整個稿子太沉悶，不像個決議。所以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
6月27日，鄧小平又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他說：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致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
鄧小平隨即列舉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告訴起草小組負責人，這些重要文章都要寫到。因為這些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從而給人們“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
他還說：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
他以商量的口氣提出：是不是結語寫一段我們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比如毛澤東同志多次不贊成歌功頌德。“我們現在的中央所堅持的這一套，就是毛澤東思想，當然我們也有具體化的內容。”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提到對“兩個凡是”要進行批評的問題。
這次談話以后，決議起草小組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對初稿作了較大的修改，形成了一個草稿。在經過反復討論修改，並在小范圍內征求意見后。10月初，中共中央又組織了4000名高級干部對草稿進行討論，征求進一步修改意見。討論中，大多數同志對這次草稿中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對於肯定毛澤東思想，表示了贊同的意見。
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大正確的意見，有的甚至相當極端。
鄧小平看了有關情況的簡報，首先肯定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
針對討論中出現的極端意見，鄧小平覺得必須予以澄清。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