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與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
鄧小平1979年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的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和此前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思想整體，兩篇講話為我們開創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奠定了堅定的思想基礎。
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
一、鄧小平為什麼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四個堅持的觀點
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為什麼鄧小平在1979年3月又講這個道理呢？顯然這是與當時有一股懷疑和反對四個堅持的思潮有直接的關系。
粉碎“四人幫”后，人們反映最強烈的是要為1976年4月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各種冤、假、錯案平反，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隻揭批林彪、“四人幫”還不行，必須推倒“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正確總結“文化大革命”，正確評價和對待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完整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大討論，終於在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這兩個重要的會議上，與會的同志一致贊同中央根據鄧小平的提議，從1979年起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的指導思想實現根本轉折。廣大干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黨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新氣象。這是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前國內政治形勢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各種輿論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議論也出現了值得注意和警覺的兩個問題，一是一些同志受“左”的思想束縛，對三中全會路線表示懷疑，有抵觸情緒，有極少數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三中全會路線﹔二是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極端夸大黨的錯誤，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股思潮混雜在群眾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的呼聲中，隨著上訪的人流和街頭大字報彌漫著。從1978年10月左右起，全國出現了一些非法組織，他們中的一些人聳人聽聞地提出什麼“反飢餓”“反迫害”“要人權”“要民主”等口號，煽動沖擊黨政機關，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國各地串聯，還同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非法組織“中國人權小組”貼出大字報要求美國總統“關懷中國的人權”﹔“解凍社”在宣言中公然提出“廢棄毛澤東思想”“取消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專政”“建立以孫文學說為核心的新國家”﹔上海的“民主討論會”中的某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人公開講演：“中國應該實行資本主義”﹔上海的“民主促進會”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張貼攻擊矛頭直指毛澤東同志的標語。這股勢力挑撥群眾和黨的關系，聚眾鬧事、阻礙交通，已經嚴重地破壞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社會秩序，並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然而，對這股思潮這股政治勢力的嚴重性質，無論是黨內高層干部還是普通群眾大都沒有認識到。盡管在剛剛結束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一些同志懷著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對街頭大字報公開批評、指責毛澤東，感到不合適，建議中央應當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盡快作出全面正確的評價，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但是，怎樣評價，從什麼角度出發，應當掌握什麼原則，還沒有作出更深入的討論，特別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可以說全黨上下沉浸在思想獲得大解放的喜悅之中，對思想解放的真正含義，還沒有完全正確理解，或者說，在剛剛打破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左”的禁錮后，人們更多的是關心得來不易的民主空氣。一些人認為，對於在思想解放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思潮，不值得大驚小怪。更有甚者，黨內極少數人在揭露和糾正自己所犯錯誤的時候，思想發生動搖，不承認這股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思潮的危險性，反而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這些問題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也比較充分地暴露出來。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緊接著在1979年1月18日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一直持續到4月3日才結束。會議堅持了剛剛結束的三中全會恢復的民主風氣，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指導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對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關於黨內斗爭是否都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關於我國社會主義處在什麼階段上、關於反對個人迷信等，都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要求按馬克思主義觀點予以糾正。對黨在八大以后出現的一些重大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議論較多。“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總的說來，會議開得是有成績的。”在會上形成的許多觀點，直到現在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在這個會議上，對三中全會后的形勢缺少全面的分析。尤其一些同志的發言有明顯錯誤的傾向和糊涂認識。會上，有人說：“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是好事，應該說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裡程碑。”“中央對民主牆應當表態支持。”有人說：“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也是靠人民自己起來爭取的，是要靠打破官僚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反抗，打破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的壓制才能實現的。民主絕不能依賴什麼人的恩賜。”“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民主還發揚得很不夠，而不是太多，不是應當來糾偏。”還有人說：“現在警惕的不是什麼解放思想過頭、民主過頭的傾向，更不要來一次新的反右”，“‘左’的東西還批得不夠，如果提出反右，就會妨礙批‘左’，影響思想解放，甚至可能走回頭路。所謂‘右’現在萬萬不能當做一種了不得的傾向來反的，至於個別出格的事例，靠實際工作引導就是了。對這類問題，思想上要保持清醒，但在理論宣傳上，沒有必要作為一種傾向公開提出來加以反對。”個別人提出，建議在報上辟一欄《民主牆》，選登大字報。還有人講：到底什麼叫社會主義現代化，什麼叫資本主義現代化，誰能說得清楚，為什麼要給現代化貼上什麼“階級”什麼“主義”的標簽呢？甚至還有人講：對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為二，要從毛澤東思想也包含某些錯誤這個意義上來理解﹔還有人認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功績怎麼評價也不過分”，這兩句話過頭了。會上，許多同志都談到，群眾要求民主的呼聲和行動中，出現的一些過分言論和不正確的行動，是難免的，多數還是教育引導問題。近一時期發生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傾向甚至發生沖擊黨政機關等錯誤行為，主要是林彪、“四人幫”破壞留下的后遺症還沒有能夠加以妥善解決造成的。但是，這些議論都沒有談到對極少數人煽動的這股思潮和錯誤行為，如果不堅決制止，任其發展，勢必動搖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破壞安定團結，使黨的工作重點無法順利地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可以說，會議的注意力主要還是集中在批判“左”的錯誤指導思想和理論方面，對來自右的干擾和破壞，處於麻痺狀態，把反“左”反右對立起來了，特別是個別人不講民主的階級性，掩蓋了這股思潮的嚴重危害性﹔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的議論也缺少科學的分析。這反映出在如何對待右的傾向問題和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思想理論戰線上的認識存在較大的分歧。顯然，這些思想認識和理論問題不解決，不可能排除錯誤傾向的干擾，順利實現黨中央剛剛確定的全黨工作重點轉移。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