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建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鄧小平
鄧小平曾回憶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員還有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我們這個集體，人民基本上是滿意的，主要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路線，而且真正
干出了實績。”
鄧小平對培養黨的接班人這一重大戰略問題的思考由來之久。比較多、比較集中的思考是在1975年至1978年。這四年又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1、1975年1月至1976年4月。鄧小平在這一時期擔任黨政軍很重要的領導職務，並先后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各行各業進行全面整頓，直至后來被錯誤地撤銷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
197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堅決支持下，鄧小平被先后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國外很快就注意到中國政壇上的這種新變化，認為這是中國主要領導人新老交替的重要征兆。1975年6月，一些來訪的外賓在與鄧小平會面時表示：鄧小平先生負有重大責任了，我們對此表示衷心祝賀和敬意。當客人對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作為修正主義分子攻擊過”，現在“又成了中國政府的第三號人物”大惑不解時，鄧小平謙遜地講：我也不是什麼第三號人物。我是在毛主席、周總理的領導下做一部分具體工作的人。至於“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問題，是我們黨內是非問題。當客人稱贊他是一個堅強、正確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中國有他“這樣一個領袖也是中國一個榮幸”時，鄧小平仍舊謙遜地說：都是毛主席的觀點，不過是由我講出去。我是一個做具體工作的。外賓問：在毛主席或周總理健康情況都不太好的情況下，中國領導准備怎樣解決領導的連續性問題呢？怎樣在這一過渡時期中保持國家的穩定呢？鄧小平一方面解釋毛澤東、周恩來仍舊過問國內外一切重大問題，另一方面，他根據當時歷史條件，坦率地告訴對方：我們黨的領導經常關心這個問題，毛主席經常關心這個問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就是從中央領導機構到地方各級領導班子，都實行老中青三結合原則。鄧小平還舉例說：黨中央、國務院、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就是不僅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年的。鄧小平還根據中美兩國政治體制不同的實際情況，回答了客人提出的美國政治制度下總統離職副總統自動接班，中國怎樣做的問題。他說：在我們國家，如果需要決定什麼人居於什麼職務時，我們中央委員會開個會就可以作出決定。我們黨中央是領導一切的，黨中央征求全國人民的意見，會作出正確的決定。他還認為，我們講路線決定一切，但路線也要由人來執行，特別是領導核心。不加強就不能執行好的路線，就沒有力量。所謂接班人，不是幾個人的問題，接班人恐怕是成百萬、成千萬人的問題，這個問題各級都有。
鄧小平上述幾段談話，集中反映了他在這一時期對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軍隊的領導人接班問題的思考。同時他還結合全面整頓工作，講述了培養黨政軍接班人問題。例如，他指出：“現在需要一些老同志出來工作，進行整頓，把風搞正，第二步是選一批四十歲左右的人接班。”“要一步一步地發現品質好、黨性好、正派的人，提拔干部要上台階，快些可以。”“師以上干部，現在就要注意怎樣選拔人。”這時，葉劍英也講，老年人有一個任務，就是物色、培養接班人，把自己的經驗傳授給接班人。1975年9月7日，周恩來生前最后一次接見外賓時，仍十分關注著接班人問題。他對客人鄭重地說：“經過半個多世紀毛澤東思想培育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領導人的，現在，第一副總理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他還說：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完全可以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
此時，國內外都把注意力較多地集中到中共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上，集中到鄧小平身上。鄧小平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頓（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有力糾正和改革的開始），觸怒了“四人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發起后，雖然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了，但是，以他為主要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得到了黨和國家廣大干部、群眾的擁護。從而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2、1976年4月至1977年7月。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從組織上打垮了‘四人幫’反黨集團”。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呼喚聲中，鄧小平恢復了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
1976年4月，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實際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9月，毛澤東病逝。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發跡於“文化大革命”初，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十大上，其一大批骨干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王洪文、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當選為常委，江青、姚文元當選為政治局委員。隨后，他們結成了幫派，在中央領導機構中更加強了自己的勢力。他們的犯罪活動使國民經濟和其他各項事業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給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盡管他們在政治上受到毛澤東生前的嚴厲批評，組織上也被堵住了爬上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地位的道路，但並不甘心失敗，企圖舉行武裝暴亂奪取最高權力。如果他們陰謀得逞，就會亡黨亡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開辟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前功盡棄。
值此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葉劍英同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接觸交談商量對策。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不過，“這個勝利是初戰的勝利，……至於從思想上肅清‘四人幫’的余毒，還要長時間的努力。”
隨著揭發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行的不斷深入，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遭到了嚴重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亂短時期內不易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的黨中央主席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左”的錯誤，例如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錯誤方針，拖延和阻撓恢復，特別是延遲鄧小平出來工作等等。所有這些，在后來的撥亂反正中，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反對。當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礙。
3、1977年7月至1978年12月。鄧小平一出來工作，立即表現出他作為戰略家的遠見卓識。他和葉劍英、陳雲、李先念等一起，在千頭萬緒中抓住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首先推動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沖破了禁錮人們思想的僵化局面。他參與主持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思想、政治、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從而結束了兩年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