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和鄧小平不間斷地並肩指揮部隊長達13年，這在人民解放軍軍政主官合作歷史上是僅見的。原二野老同志認為：人們習慣把“劉鄧”連在一起，即使是文字表述上，劉鄧之間也難以放進一個頓號。鄧小平自己也講：“在我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於與同志團結共事的高尚風格，在今天仍是我們領導干部的表率。”強調劉鄧之間密不可分，作戰非常協調，上下級關系非常團結，這是鄧小平的一個突出特點。
劉鄧之間密不可分
劉伯承和鄧小平共事始於1938年1月，“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系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然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地去做。”作為軍事主官，劉伯承的軍事經驗和軍事理論、軍事造詣和指揮藝術，在解放軍將帥中屈指可數，甚至連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也為之折服。所以，劉伯承在重大軍事決策形成、實施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是客觀存在的，也符合當時的軍政工作分工實際。這突出表現在解放戰爭戰略防御和進攻階段：內線作戰“七戰七捷”（指劉鄧指揮以一、二、三、六縱隊為核心的野戰軍，先后取得隴海、定陶、巨野、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等七大戰役的勝利），提前千裡躍進大別山﹔大別山劉鄧分兵，淮河西劉鄧會師﹔宛東戰役聲東擊西，淮海戰役攻佔宿縣。劉伯承高超嫻熟的指揮藝術，出神入化，表現得淋漓盡致。作為政治主官，鄧小平和劉伯承一起，制定了一系列重大軍事決策，提出了許多至關重要的意見，並身體力行付諸實施。
——上黨戰役前夕，鄧小平致電劉伯承等：“請劉即下達命令，建議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長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監視壺關﹔防敵竄至長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長治集中。在攻城時各部自行向長治方向警戒，並各派小部抵近長治襲擾。”同時，鑒於“冀南部隊過於疲勞，建議推遲兩日，於八日拂曉開始攻擊”。戰役發展証明了上述建議的正確性。
——1947年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電示，為配合陳毅、粟裕部，抑留國民黨軍王敬久集團，使其不能東調，劉鄧決定分別開辟隴海路南北戰場。接著，鄧小平等率路南作戰集團迅即南下，連克重鎮。與此同時，鄧小平密切注視著山東戰場和路北地區。2月2日，他致電中央軍委，並告陳毅、粟裕，提出：鑒於“我們的任務是拉住王敬久”，所以，“則以向西攻取通許、杞縣、睢縣、寧陵四城為宜”。中央軍委於4日復電接受了他的建議。同日，劉伯承來電相告：為執行軍委拉住王敬久之指示，我們決以一、二縱南下，先在碭山、民權間活動。5日，鄧小平電告劉伯承：我們“爭取與路北主力協同打斷汴商段鐵路，形成威逼開封、商丘”的局面。11日，鄧小平和劉伯承分別率領的南北兩集團同時向民權以西之敵發起攻擊，破壞了王敬久集團加入山東戰場的計劃，減輕了山東野戰軍的壓力。
——1947年8月底，劉鄧率部先敵進入大別山以后，由北麓到南麓實施戰略偵察和展開。面對國民黨軍調遣33個旅圍攻大別山的嚴峻形勢，他們決定實施戰略再展開。鄧小平后來電告中央軍委：“我及先念率指揮所在大別山。伯承因身體不好，暫率野后在淮河以北，並指揮各縱。”從12月中旬劉鄧分兵到1948年2月24日會合，在70多個日日夜夜裡，在敵人重兵“圍剿”、缺衣缺糧的險惡環境中，鄧小平和李先念、李達率部堅持大別山內線斗爭，表現了嫻熟的軍事指揮藝術和顧全大局、艱苦奮斗的可貴品質。
鄧小平等堅持大別山斗爭的數十份電報，准確地反映了他們根據敵情、地形特點，制定的以分遣和集中相結合的機動殲敵方針。綜合鄧小平本人講話（如1989年11月20日回憶二野戰史時，講挺進大別山的文字就佔全文5000多字的26%）、題詞，可以這樣講：挺進並堅持大別山斗爭，是鄧小平解放戰爭時期乃至其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也是他軍事思想得以多方面展開的重要標志。這為他后來在全國南線戰場主持軍事全局准備了必要的條件。
軍政兼施，共謀攻心
古語雲：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筆者綜合部分學者的個例研究認為，劉伯承、鄧小平十分重視以軍政兼施兩手，通過攻心為上，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解放戰爭一開局，劉鄧就出手不凡，創造了“高樹勛運動”。鄧小平回憶：“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會傷亡很大。”“沒有他起義，敵人雖然不會勝利，但是也不會失敗得那麼干脆”，“他一起義，馬法五的兩個軍就被我們消滅了”。當然，“這個政治仗，我們下的本錢也不小”。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當時就高度贊賞和極端注意劉鄧的這一創舉，專門發出通知號召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開展“高樹勛運動”。
此后，1946年5月孔從洲率部在內戰全面爆發前起義，1948年11月廖運周率部在淮海戰役陣前起義。特別是進軍西南促發了國民黨軍官兵幾十萬人起義、投誠，這在中外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也顯示了劉伯承、鄧小平等軍政兼施、恩威並重兩手策略的巨大威力。
1949年11月21日，劉鄧在部隊進軍神速，國民黨軍戰略防線潰決之時，聯名向川黔滇康四省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指明形勢，申明主張，曉以利害，促其“功過自新，立功贖罪”。四項忠告義正詞嚴，在國民黨軍政人員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同時，劉鄧還提出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的方針，電示各軍師團長向當面敵軍團以上軍官普遍多寫信，並抄收四項忠告的廣播詞多印送敵軍中去，“借以瓦解敵軍”，“不要放鬆此項工作”。進軍西南期間，鄧小平親筆起草以劉鄧名義發出的電報有幾十份，其中關於盧漢起義的就有10多份。他和劉伯承把盧漢起義作為爭取西南國民黨軍大規模起義的關節點，促發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及羅廣文、郭汝瑰等通電率部起義，從而導演了反動軍隊紛紛倒戈這蔚為壯觀的一幕。此后，劉鄧還特別下發了關於處理起義、投誠部隊的指示。
二野內部關系非常團結、互相信任
人民解放軍能夠從小到大、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其內部非常團結、堅如磐石。二野老同志認為，劉鄧是軍事指揮上的並肩者、換肩者和分擔者，“即使是在大別山因為斗爭的需要而分成兩個指揮所，部隊接到的戰略戰術指示，仍然是出自一個劉鄧司令部，歷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這種情況，我們也就難以把劉鄧的指揮藝術和作戰謀略完全分割開來了。”
劉鄧團結共事、互相信任的高尚品格，決定了“二野的內部關系是非常團結、非常協調的”。
首先，野戰軍主要首長之間，不僅感情上異常融洽、親密無間，而且工作上十分協調，配合默契。據經常耳聞目睹劉鄧及李達軍事決策及戰役指揮過程的原司令部作戰參謀張生華回憶：李達主動承擔了許多作戰具體指揮，並將處理情況及時報告劉鄧，這樣可以使劉鄧集中精力，研究關鍵性問題。李達處理不了的事，鄧政委就主動親自找各縱隊首長講話，實施指揮。隻有在戰役發展到關鍵時刻遇到困難時，劉司令員才親自找各縱隊首長講話，鼓勵和督促各部隊奪取勝利，二野各級干部也都熟悉這種特點，就是他們在批評部下時也不例外。
鄧小平在參與重大軍事決策、戰役指揮的同時，對戰地后勤保障也非常重視，不僅抓得緊，而且要求嚴。文字記錄、老同志回憶使我們了解到這樣一件事：由於后勤保障不夠有力，進軍大別山前的羊山集一役，晉冀魯豫野戰軍傷亡達0.9萬人。指戰員在戰場上缺乏彈藥，戰后又因缺醫少藥增加了傷亡。為此，鄧小平等在1947年8月7日大軍出動的當天下午，專門召見了剛剛從后方趕來的軍政處副處長楊恬，對后方保障工作提出了嚴厲批評。鄧小平首先講話，建議今后“后方更多地從前方著眼”，“足夠地了解前方的痛苦，更多地將就於前方的需要”。“后方所有保障前線的工作更應加強”，主要是如何改變工作方法、方式、作風以“適應戰爭”。他講話時間之長、態度之嚴肅、語氣之嚴厲，令這位副處長記憶猶新。接著，劉伯承說：鄧政委都談了，我隻談一點。對黨的任務大家努力做了，“現在的問題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后方了解戰爭有些不切實際，醫藥、彈藥特別是今后兵員，這都是戰爭所必需的。李達補充：將來必要時備用的汽車必須動用，“以應急需”。張際春最后也簡短地講了話。
其次，“野戰軍的領導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領導，這種互相團結、互相信任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至於到前方指揮，劉鄧極少去，發現不妥就電話聯絡。鄧小平在回憶中列舉了不少這樣的事例，還形象地講：“這種做法對增加上下級之間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很有好處，還可以鍛煉指揮員的主動性，講句哲學語言叫發揮能動性。”當然，戰斗發展到關節點，劉鄧出現就是投入了無可替代的戰斗力。例如，大楊湖戰斗、羊山集戰斗、搶渡汝河等。
鄧小平認為，通過加強軍隊內部首長之間、上下級之間互相團結、互相信任，能增強部隊的凝聚力，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因為“這是個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鍛煉成這麼樣一個了不起的部隊，主要靠的這一條”。（宋毅軍）
（摘自《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