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出席記者招待會，談到釣魚島問題，語驚四座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點，鄧小平出席在東京日比谷的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
參加記者招待會的400多名記者分別來自時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訊社。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在出訪時第一次同意以“西歐方式”同記者見面。
鄧小平從容、巧妙地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各色各樣的問題，多少令那些企圖從這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即席回答中尋找破綻的西方記者“失望”了。
但是，一位日本記者提出了中日雙方早先約定的這次中日雙方都不涉及的問題——“尖閣列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歸屬問題。
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屬中國領土。甲午戰爭后被割讓給日本。1972年9月田中訪華時，曾要求周恩來明確該島的歸屬權。當時，為了不讓這個一時難於解決的問題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礙，周恩來表示：“現在還是不要討論，地圖上又沒有標。”對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園田直在北京又同鄧小平討論了這個問題。鄧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擱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鄧小平說得如此輕鬆，態度自若，使園田直大為贊嘆。
此刻，當日本記者提出這一困難問題后，會場氣氛陡然緊張起來，大家都屏住呼吸，看鄧小平如何回答。
鄧小平非常輕鬆地說：“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一些刺，來阻礙中日關系的發展。我們認為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系。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
1979年元月1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行的討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的會議上講話時，回顧了前一年我國在外交上取得的成績。他說：“去年，在國際事務中我們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生前制定的，但他們來不及實現就去世了。我們實現了他們遺願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中美關系正常化，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穩定，有利於國際反霸事業的發展。”
鄧小平與中美關系正常化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歷來闡明的就是三項條件，即：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條件都涉及台灣問題。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涉及一個主權問題。
——鄧小平
基辛格說：說實話，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但他處理事情的果斷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4年4月，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第四屆不結盟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主席布邁丁提出召開聯大特別會議，討論原料和發展問題，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100多個國家的贊成和支持。中國政府派出了以鄧小平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大會。
這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后第一次派遣高級代表團出席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因此，必須派出在外交和國際經驗上卓有聲望的人來率團參加。毛澤東點了鄧小平的將。4月6日，周恩來抱病率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界群眾4000余人到機場為鄧小平和全體團員送行。
4月10日，鄧小平在一片關注聲中，走上聯合國大會講台，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贏得了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一致稱贊。
4月14日，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國代表團團長基辛格為中國代表團舉行宴會。
鄧小平、喬冠華、黃華、章含之等出席。
美國方面出席的有：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洛德等。
基辛格安排這次宴會，除一般禮儀外，主要是與中國方面談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
稍事寒暄，賓主開始切入正題。
“我們美國政府正致力於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實現一個中國的設想，但一時想不出辦法來。”基辛格推托說。
其實，尼克鬆總統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訪華時，已為實現一個中國的設想想出了辦法，並對中國作出了承諾：“總統表示，在任期頭兩年，解決好與台灣的問題，削弱駐台美軍力量，美中互設聯絡處。在后兩年走類似日本的方式，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同中國建交，與台灣保持某些民間往來。”
鄧小平非常清楚，美國政府並非“一時想不出辦法來”，而是尼克鬆總統被“水門丑聞”搞得焦頭爛額，一時抽不出時間來。
“博士，中國政府希望這個問題能較快地解決，但也不著急，我們能夠體諒美國政府的困難。”鄧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說。
許多年后，基辛格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說實話，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因為他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們那時認為他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名顧問，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但他處理事情的果斷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鄧小平說，關於台灣問題和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們有三個原則，不能有別的考慮
1974年8月，尼克鬆總統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同年11月，鄧小平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來總理，開始主持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的會談。
福特繼任后表示，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將在自己的任期內同中國實現正常化。但是福特總統在上任后的一段時間內，把注意力集中於美蘇“緩和”，加之受到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的壓力，因而對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並不積極，而是採取拖的方針。在台灣問題上、在兩國關系的發展中制造了一些麻煩，採取了一些有違上海公報精神的行動。
1974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鄧小平先后同基辛格進行了五次限制性的會談。基辛格在會談時提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處境與其他國家不同：一是美國同台灣訂有《共同防御條約》，二是美國國內存在著一股親台勢力。因此，一、美國願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但要在台灣設“聯絡處”。二、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台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台《共同防御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和平解放台灣，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台“防御關系”。很顯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有所后退。鄧小平當即指出：從本質上講，美方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實際上還是“一中一台”的方式，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這個方案，我們難以接受。至於美國同台灣的防御條約問題，如果中美關系正常化，按照上海公報的原則，一定要保証廢除這個條約。按照你們的方案不可能解決正常化的問題。鄧小平明確表示：關於台灣問題和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們有三個原則，不能有別的考慮：一、堅持上海公報的原則，不能考慮“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或變相的“一中一台”，如我們所理解的倒聯絡處，實際上也是“一中一台”，中方不能考慮。二、台灣問題隻能在中國人之間作為內政自己來解決。至於用什麼方式，和平的，還是非和平的，如何解決，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三、作為一個原則問題，我們不能承認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其他國家參與什麼保証，包括美國的保証。看來在這些問題上，雙方有相當大的距離。看來你們還需要台灣，既然你們還需要台灣，我們可以等待，等到你們考慮清楚了，干干脆脆，一下子解決。我們可以等幾年，甚至還可以不催你們。但如果要解決，必須符合這三條原則。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