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談話的重要意義（2）
（二）東北談話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發展乃至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
對鄧小平的東北談話和鄧小平理論作一番歷史考察，就不難發現：前者是后者的一個雛型，一個胚芽，后者是前者的生長和放大。在歷史轉折的前夜，鄧小平以大無畏的精神提出了許多解決中國問題的新思路、新原則、新辦法，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這種新思路、新原則、新辦法，經過充實、發展和概括，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主體。不能說東北談話涉及了改革開放年代的所有問題，也不能說它已經構筑了一個成熟的思想體系，而是說東北談話初步回答了中國改革開放中許多帶有普遍性和長期性的問題。在東北談話中，有很多方面是鄧小平十幾年
來一直深入思考、不斷重申的，如：解放思想，反對僵化，反對“左”的錯誤﹔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改革是一場革命，要革命不要改良，要敢闖、敢冒，不要怕犯錯誤﹔堅持改革，建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發揚民主，建立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堅持對外開放，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為社會主義服務﹔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武裝頭腦，不能永遠陷於落后﹔要實行責任制，調動基層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建立一個堅持改革開放的好的領導班子，等等。
此外，東北談話中那種思想的超前性，那種昂揚和奮發精神，那種對國家對民族前途的負責態度，一直體現在十幾年間鄧小平的重要談話中。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這個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
鄧小平與平反冤假錯案
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
——鄧小平
鄧小平指示，平反冤假錯案，要設法加快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實行的無限上綱、殘酷斗爭，造成冤案遍及中華大地。在全國干部中，被立案審查的佔干部總數的17.5%，中共中央、國務院副部長以上、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級干部，被立案審查的佔這一級干部總數的7.5%。屈死枉死的普通老百姓更是不計其數。
粉碎“四人幫”之后，不僅受害者及其親人盼望平反冤假錯案，以期重見天日，廣大干部群眾也希望中央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真正完成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實現安定團結。
但是，當時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此沒有積極性。他心裡考慮的是“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如果鄧小平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劉少奇、薄一波、陶鑄……這些案子都翻過來，那“文化大革命”還有什麼成果呢？再說，這些案子都是毛澤東定的，平反這些案子，無異於否定毛澤東。
所以，當葉劍英、陳雲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時，華國鋒卻堅持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當鄧小平把陶鑄叛徒一案的材料交給華國鋒時，華國鋒認為，陶鑄的案子是毛主席過問的，弄得不好會給毛主席丟臉。
當鄧小平提出解決彭真冤案的時候，華國鋒表示，不好推翻毛主席的決定呀！全黨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問題寫過許多批示，如果給彭真徹底平反，那豈不是說毛主席都錯了嗎？
更為嚴重的是，華國鋒不但阻礙平反冤假錯案，還強行推行“兩個凡是”。
1977年1月中旬，華國鋒要求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為他准備的一個講話提綱裡。於是，1月21日，寫作班子的提綱中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的字樣。在華國鋒的指示下，這段話進一步作了概括和文字修飾，變成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在“兩個凡是”的指導下，大量的冤假錯案難以昭雪，大批的老干部無法出來工作，知識分子頂著“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頭來。在“兩個凡是”方針指導下，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等人對平反冤假錯案採取抵制的態度。他們對受迫害的老干部的急切呼吁置之不理，把來訪者拒之門外。
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前來看望他的中央負責人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我出不出來沒有關系，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三天后，他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
三個月后，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說明了什麼是“准確的、完整的”。“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
在那場席卷中華大地的真理標准的討論處於十分困難的時刻，一生中三次受到不公正待遇、冤假錯案的直接受害者鄧小平頂著風險出來說話了。“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贊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這些論述，擊中了“兩個凡是”那些似是而非的依據，極大地支持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為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掃清了障礙。
實際上，早在1975年鄧小平就開始了對歷史冤案的清理工作。根據毛澤東盡快讓老干部出來的指示，他協助周恩來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1975年3月25日，他在聽取徐州鐵路局情況匯報時指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來。”
5月29日，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鄧小平講話指出：“必須認真落實政策。不僅要解決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問題，而且要解決他們周圍受到牽連的人的問題。要特別注意那些老工人、
技術骨干、老勞模，要把這一部分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但是由於“四人幫”一伙的干擾，這項工作沒能繼續進行下去。
粉碎“四人幫”后，面對如山的積案，心中裝著更大目標的鄧小平的心情是十分焦急的。“冤案多得很，不弄清楚影響家屬子女。”他指示，平反冤假錯案，要設法加快。“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不正確，當然應該糾正。如果還有別的事情過去處理不正確，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勇於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這樣全國人民才能心情舒暢，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1977年8月13日，鄧小平對老舍問題作了如下指示：“對老舍這樣有影響的人，應當珍視，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結論均可，不可拖延。”
這年12月，當原五機部副部長吳皓的妻子將申訴信送到他面前時，他又立即批示：“請中組部對這類事情要關心，實事求是地對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這不只是對本人，對家屬親友是關系很大的。拖不是辦法。”
對阻礙平反冤假錯案的郭玉峰，鄧小平認為錯誤是不小的，應盡早調離中組部。在他和葉劍英等人的建議下，郭玉峰被調離了中組部。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胡耀邦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強調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重要意義。糾正冤案、錯案、假案“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