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重要談話的主要內容（2）
（三）關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粉碎“四人幫”后黨和政府面臨的當務之急，在這個問題上，就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和實事求是原則形成尖銳對立的“凡是派”與“實踐派”之間並沒有根本分歧。但相比之下，鄧小平思考的更深入一些。他許多次情緒激動地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中國人民確實好，房子少，幾代人住在一個房子裡，究竟能忍耐多久。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鄧小平是個輕易不在公開場合動感情的人，這樣講話，想來他必是充滿了愧疚與自責。有了這種具體、厚重的感受，鄧小平進而把它上升為對社會主義原則和共產黨人使命的理性思考。他說道：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的生活，以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是鄧小平思想體系中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被梳理得較清晰的內容，是鄧小平理論中成熟較早的部分，也是最貼近人民，最容易為中國百姓所堅持、所掌握的部分。在以后的十幾年裡，鄧小平的這個思想被概括成黨的基本路線的中心內容。
（四）對舊的體制、機制提出深刻的批評
由於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緣故，多年來，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政治體制的弊端有著很深的了解。但在1978年以前，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鄧小平還沒有可能對這種弊端進行大膽、直露的批評。1978年以后，由於形勢的推動和他在中央的地位日趨重要，以前不能講的話這次終於可以暢所欲言了。在東北，他大膽
地指出：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后的東西，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他舉例說：大慶要進口一件什麼設備，本來經過黨委就可以解決，就是轉圈子定不下來，拖了一年。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
關於體制改革，他提出了初步的設想：要加大地方的權力，特別是企業的權力。企業要有主動權、機動權，如用人多少，要增加點什麼，減少點什麼，應該有權處理。以后既要考慮給企業的干部權力，也要對他們進行考核，要講責任制，迫使大家想問題。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
在東北，鄧小平關於要改變體制的想法，大多是針對企業中存在的具體問題，隨感而發。現在看，隻能說是初步的，基本屬於簡政放權的范疇。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到了1980年“八一八”講話才得以充實、成熟和系統化。
（五）關於結束揭批查運動
針對全國性的揭批林彪、“四人幫”運動已經進行了近兩年、取得了相當大成就的基本事實，在沈陽部隊，鄧小平指出：揭批查運動不能總這樣搞下去﹔不能隻搞運動，運動主要把班子搞好，作風搞好，如果搞得好，有半年就可以了。他非常實際、非常具體地說：運動搞得時間過長，就厭倦了，有的不痛不痒，沒有個目的，搞成形式主義﹔有些單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你可以抓訓練，可以學習科學知識嘛。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不久，陳雲在同李先念的一次談話中曾提到：要注意抓生產，經濟工
作不能放鬆。但提出適時結束揭批查運動，實現工作重心轉移，最早最明確的還是鄧小平。在這次東北談話后不到一個月，鄧小平在全國工會九大上致詞說：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在全國廣大范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斗任務。”這表明，鄧小平關於適時結束運動的思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已經得到了中央的認可。
鄧小平在東北的這幾次談話，內容非常豐富，涵蓋面非常廣，以上列舉的，只是幾個特別重要的方面。談話還涉及了領導班子調整，轉變作風，學習西方，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民主，權力下放，調動基層的積極性，改進企業管理，建立生產責任制，企業改造，調整產業結構，實行新的產業政策，重視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等等，涉及了社會生活和生產問題的方方面面，令與聞者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位74歲老人的廣博和健談。
東北談話的特點
與以往歷次談話、指示、報告一樣，鄧小平的東北談話體現了他鮮明的個人特點。
（一）深刻揭示社會矛盾，敢於大膽觸及禁區，言人所不敢言。
到了1978年的9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已經一年有余，他那滄桑而神奇的經歷和人生體驗，以及多年來在軍國大事上的正確主張，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干部群眾所了解、所欽佩，他的威望與日俱增。視察東北時，鄧小平的講話雖然還不能說是一言九鼎，但無疑具有極強的分量和影響力，這就形成了他在當時中國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他可以放心大膽地觸及別人不敢觸及的問題。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上層建筑非改不行”之類的話。再如，在談到大寨經驗時說：並不是大寨都是好的，什麼東西都正確，有些也過分。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評功記分，一年搞一次，全國其他人民公社、大隊就不可能這樣做。取消集體市場也不能學。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學。小自由完全沒有了，也不能學。在談到促進生產的措施時，鄧小平說，要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資本主義靠刺激，工人不刺激調動不起來。他學都懶得學，還提高什麼？他在講話中充滿了“敢”字當頭的精神。他說，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有些事情，過去不敢搞，現在可以搞，要“敢”字當頭，敢於闖﹔對於落后的東西，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要來一個革命，革命要有一批闖將。類似的語言還有多處。
應該說，對建國以來在思想觀念、政治體制、經濟政策方面存在的錯誤的、落后的、阻礙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東西，許多老革命家、廣大干部和群眾都有程度不同的感受，但是，在當時的中央領導層裡，隻有鄧小平才能予以全方位、尖銳、大膽地抨擊。他的許多講話一語驚天，使許多困擾人們已久的疑慮渙然冰釋，人們的思想也隨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他所反思的，不僅是“文革”的錯誤、“兩個凡是”的錯誤，而且是建國以來我們在整體上的失誤及其根源。他不想在舊框框裡修修補補，也不想師先輩之成法。他所希望建立的，是比“十七年”更理想、更進步的社會。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