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鄧小平同志籌劃並親自命名、組建、培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於1949年6月12日在上海成立。“西南服務團”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曾隨“西南服務團”進軍入川，親身經歷了“西南服務團”的組建和培訓，目睹了小平同志的風採，聆聽了小平同志的教誨，從事了接管、征糧、減租、反霸等工作，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一）
1949年春夏之交，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迅即解放的華東地區已安置了不少干部。第二野戰軍一批由老區帶來的干部因解放福建所需，支援了三野。其時，二野為進軍西南所急需的隨軍干部尚未落實。因此，利用京、滬、蘇南等地人才薈萃的優勢，吸收一部分大學、中學的學生和專業科技人員，組成隨軍干部隊伍進入西南，便成了時任二野政委和華東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構想。
以往，解放一地后的隨軍人員與后方對前方部隊的支援統稱“支前”，即支援前線。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和解放區不斷擴大，對從事新解放區的接管，以及負責黨、政等一系列工作的隨軍干部隊伍便有了如“平津南下工作團”“晉綏南下工作團”“冀魯豫南下干部支隊”等。小平同志在確定隨軍到西南這支隊伍的名稱時頗費心血：過去的“南下”，有兩層含意，一是干部來源於“南”，二是由“北”到“南”去。至於“工作團”亦未能直擊“服務”本質及使命的長期性。小平同志親自命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明確提出干部所要去的地區是“西南”﹔明確了此去的種種工作都離不開“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指導思想，而且這樣的“服務”是長期的、終生的。
小平同志安排這支隊伍直屬二野政治部領導。這樣，他才能隨時隨地直接而具體地了解到“西南服務團”的種種情況。此事確定后，他下令將華東支前司令部四個前方辦事處的3000名老干部召回南京，全建制編入“西南服務團”作為基干，並決定先在上海打開局面成立第一團。1949年6月12日，由小平同志親自命名並審定《簡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在上海正式成立。在此基礎上，南京團、蘇南團、皖南分團亦於6月30日、7月12日、8月4日先后宣告成立。
1949年4月23日，在以小平同志為首的渡江總前委統一指揮下，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當時剛解放的南京和上海面臨無數難題亟待解決。而“西南服務團”從構思、請示、籌劃到正式在上海組建僅僅用了半個月時間。由此既可看出小平同志對“西南服務團”是情之所系，又能看出他抓大事的果斷與迅猛，其講求效率的工作作風堪稱楷模。
為了首先在上海組建“西南服務團”第一團，小平同志親赴上海，在華東局會議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員、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同志的大力支持。陳毅還和粟裕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了動員大會，號召全市300多所學校和50多個行業、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的行列。小平同志又特派華東支前副司令員曹荻秋在大夏大學成立“上海西南服務團團部”，公開招生並負責安置和接待。自此，組織、宣傳和后勤等工作全部到位，上海掀起“到西南去”的參軍熱潮。
小平同志說：“‘西南服務團’對整個大西南的接管與建設舉足輕重。”在進軍前夕，小平同志一方面命令三兵團司令部與“西南服務團”一團（上海組建）一起編入第五梯隊行軍系列以利照應﹔另一方面，安排“西南服務團”隨二野戰斗部隊同步進軍。
“西南服務團”共1.7萬人，是由上海、南京、蘇南、安徽等地萬余名大、中學生配以精選的6000余名老區干部組成。“西南服務團”匯聚南京學習期間，正是二野下達《川黔作戰基本命令》，全軍為大戰前作各種緊張准備之時。小平同志在百忙中不僅抽時間為他組建的干部隊伍審定學習方案，1949年7月28日，他和劉伯承司令員還一起出席了由二野政治部隆重舉行的“西南服務團南京團開學暨歡迎上海團大會”。此后，小平同志還在百忙中先后4次為“西南服務團”的同志上理論輔導課和作形勢報告，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原中央大學草坪上所作《論實事求是》的演講。
（二）
由小平同志親自組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上海一團）”經過報名、地下黨推薦、篩選后的3000余名同志，於1949年7月24日下午離開上海，乘悶罐火車到達南京集中培訓，並在8月2日全體換上了軍裝。我們的軍帽上閃爍著“八一”帽徽﹔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左胸上的布証所不同的是下面加了一排“西南服務團”字樣。在南京集訓期間，我們有幸數次親睹鄧小平的風採。此事緣於他在日理萬機中，於1949年9月6日、9月20日、9月21日、9月22日4次專為“西南服務團”作報告。這之前，二野司令員劉伯承、副政委宋任窮等同志都給我們作過報告。小平同志作報告刻意選擇在我們向西南進軍的前夕。
首次聽小平同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的學習輔導報告，是1949年9月6日晚上7時左右，地點在原國民大會堂。我在當年的日記中寫道：“鄧政委說一口四川話，說話時配以各種手勢。他的話很好懂，說的每一句我們都聽得十分明白、清楚。特別使我欽佩的是，他把‘論人民民主專政’從理論上剖析得那麼深刻、生動。”
老戰友傅真同志在當年的日記中寫道：“鄧小平馳騁戰場，戰功顯赫，叱咤風雲，威震中外。同志們都想目睹他的風採、聆聽他的教誨。當他來到會場時，沒有森嚴的警衛，沒有前呼后擁的隨從人員，身著整潔的土布軍裝，腳穿布鞋，腰扎皮帶，一切都顯得那樣平常，平常得跟普通戰士完全一樣，大家的心情由驚奇轉為崇敬。他神採奕奕，目光炯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講話生動、風趣，鏗鏘有力……”
小平同志在報告中詳細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他要我們認清敵友，站在人民的立場，正確理解民主和專政的辯証關系。他勉勵我們要好好學習、改造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他說革命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務必要做一個無愧於時代的革命者！
1949年9月21日，小平同志在南京原中央大學廣場上的演講，使我們與小平同志有了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小平同志站在廣場中央，一張普通的課桌上放著茶杯，課桌上方臨時吊了一個電燈泡。報告定在晚上7時，各中隊都提前吃了晚飯整隊向中央大學進發。這次大家席地圍坐在小平同志四周，我們二中隊在他的右側。小平同志穿一件白襯衣，依然用四川話向我們娓娓道來。報告的主題是《論實事求是》。
我在1987年6月所寫的《此生最難忘》一文中，引用了當時的日記——
“草坪上坐滿了‘西南服務團’全體戰士，約數千人。鄧政委連續數小時的報告實是一場精彩的演講。他沒有什麼稿子，按照邏輯順序逐個講來，大家都聽得入了神。鄧政委說，老實就是實事求是。一個革命者是不是忠於黨、忠於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實，是不是實事求是。他說，你們年輕人參加革命是為革命補充了血液，但是年輕人應用無產階級思想武裝自己，年輕人的思想才能獲得解放。他說，我們應實事求是認識黨員，因為黨員既然來自社會，就不能脫離實際地認為他們都是完人。但作為黨的組織，是堅強的，是有力量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鄧政委列舉了許多例子，反復闡明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應當怎樣確立革命的人生觀，應怎樣實事求是地認識自己。不要以為自己有知識就高明，應該承認自己缺乏實踐經驗。
草坪上凝結起無數露珠，星光在秋天的夜空中閃爍，已經有一絲涼意了。而鄧政委一直站在一個臨時擺放的桌子前，不時揮動手臂對我們講話。”
小平同志所作《論實事求是》的著名報告，其精髓是：辦實事，講實話﹔理論與實踐的辯証統一﹔我們辦任何事都要根據實情出發，決不可自以為是想當然。總而言之，做老實人，做老實事，不會吃虧﹔吃虧的根源就是不老實。小平同志的諄諄教導奠定了我們“西南服務團”的同志們從事革命事業和做人的堅實基礎。
（三）
1949年10月1日深夜，我們和二野前委機關一起，在建國禮炮聲中悄然離開南京，踏上挺進大西南的征途。當部隊行軍到達湖南常德時，小平同志在向“西南服務團”的干部作形勢和新區政策報告時，再一次分析我們面臨的困難，強調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備。他說：“城鄉政權要我們去建立，殘破的城鄉經濟要我們去恢復。總之，開辟接管這場斗爭極其復雜艱巨。”11月1日，解放大西南的戰役全面開始。“西南服務團”各支隊按接管地區隨各兵團前進。11月9日，我方先頭部隊解放了四川第一個縣城秀山后，小平同志視察了由“西南服務團”秀山中隊建立的第一個縣人民政權，並部署立即開展征糧，以供隨后入川過境的大部隊之需。11月11日，小平同志在率前委機關進駐川東南酉陽縣城后，立即接見“西南服務團”酉陽中隊和涪陵支隊負責人，向他們宣布：“支隊不要去涪陵了，大股土匪要暴動，你們就在酉陽建立專區，盡快投入剿匪征糧工作。”鄧政委和劉伯承司令員的當機立斷，使半月后在當地5萬多名武裝土匪的暴亂中，“西南服務團”的同志免遭更大損失。
1949年12月3日，我們在向酉陽進發的公路上，見到了乘坐吉普車的小平同志。他探出身來向行進中的“西南服務團”的同志們問好，並且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重慶解放了！”我們聞之紛紛把軍帽拋向空中，歡呼雀躍，然后唱起了《到西南去》和《解放軍進行曲》等歌曲。
此時，我們已經經歷了整整兩個月數千裡行軍的考驗。同志們打著綁腿、背著背包和三四公斤米糧，由最初的日行20公裡、35公裡到50余公裡，腳走腫了，還打起了水泡，但是沒有人掉隊。有的同志主動把十分虛弱的戰友的背包加在自己身上，攙扶著前進。過苗族聚居區時，因在當地鹽是寶貝，我們用鹽與當地苗族同胞交換糧食。看到一些地方老百姓的孩子凍得發抖，我們打開背包將自己並不多的衣服送給他們……
經過號稱“小長征”的3500公裡行軍，“西南服務團”於1949年底和1950年初依次到達四川、重慶、西康、貴州、雲南后，即被分配到城鄉從事接管、征糧、減租、退押、反霸和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為西南地區人民政權的最初建立和日后的經濟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劉冰）
（摘自《德陽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