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面都要整頓（2）
按照安定團結、落實政策的方針，國務院政研室開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國慶執行會的名單。學部有21人出席，包括專家學者18人，領導干部3人。此舉引起了強烈反響，認為國慶招待會體現了安定團結的方針，體現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精神。學部政工組將出席執行會的有關學者的反映整理成簡報，胡喬木看后感到有代表性，即報鄧小平並建議轉呈毛澤東。毛澤東於10月16日寫下了批語：“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這一批語，進一步促進了知識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實。
在這場爭奪理論宣傳陣地的斗爭中，最有意義的是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說：“我總覺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恐怕在相當多的領域裡，都存在怎樣全面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緊密聯系著各個領域的實踐，緊密聯系著各個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我們一定要全面地學習、宣傳和實行，不能聽到風就是雨。”這個問題的提出，一針見血地點到了多年來存在於我國政治生活中的症結，打中了“左”傾錯誤的要害，實際上已涉及了理論宣傳和黨的思想路線這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這樣，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以整頓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全面整頓工作迅速開展起來，並逐漸發展到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一個整體，取得了一系列明顯的效果：
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11.9%，達到4504億元（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與1974年增長1.4%形成了鮮明對照。其中，農業增長4.2%，工業增長15.1%。糧食產量達到5690億斤，比上年增加185億斤，鋼鐵產量達到2390萬噸，比上年增加了278萬噸﹔鐵路貨物運輸量達到86746萬噸公裡，比上年增加了9773萬噸公裡﹔全年財政收入達到815.6億元，比上年增長4.1%。
科學、教育、文藝等領域開始打破嚴重沉寂混亂的局面，出現了新氣象。
各級黨的領導，尤其是黨對軍隊的領導得到加強，各條戰線的生產、工作秩序逐漸好轉，許多地區的嚴重派性的武斗受到抵制，落實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較大進展，全國的社會秩序逐漸趨向安定團結。
整頓帶來的明顯變化，充分証明了鄧小平實行的整頓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使長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難的廣大干部群眾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
毛主席一貫主張“有錯必糾”，天安門事件是個錯案，當然必須糾正。
——鄧小平
“與世隔絕”的鄧小平被誣蔑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后台
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違反事實，違背真理，因而很不得人心。盡管表面上沸沸揚揚，喧囂一時，實際上卻受到廣大干部和群眾各種不同形式的抵制。人們切身體驗到鄧小平主持工作期間各項建設事業所取得的成績，也切身體驗到“四人幫”的那套禍國殃民活動的危害性，開始重新思考和認識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不幸逝世，全中國沉浸在極大悲哀之中。在為周恩來治喪期間，“四人幫”發出種種禁令，竭力阻撓群眾性的悼念活動。
1月9日，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說，總理逝世“沒有報道任務”，“不要提倡戴黑紗，送花圈”，“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字樣”。
11日，姚文元蠻橫地改變了《人民日報》原來以整版篇幅發唁電的安排，硬壓縮成半個版，另半個版用來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報道。為此，姚文元打電話給魯瑛，再次強調“不要突出總理”，“要登些抓革命方面的東西”。
14日，周恩來追悼會前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通欄標題發表了《大辯論帶來大變化》一文。文章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而這一天，群眾的悼念活動達到了高潮，上百萬人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挂白花，寄托哀思。
從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會前的6天中，新華社總共隻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和舉行吊唁的兩條消息，而在報道人民向周恩來遺體告別消息時，姚文元把原報道中有關首都百萬人民淚洒長安街為周恩來靈車送行的情景描寫砍得干干淨淨。
2月13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了《孔丘之憂》一文，影射周恩來，並大批“憂”字，把悼念周恩來的人民誣蔑為“哭喪婦”。
3月25日，《文匯報》在第一版的新聞報道中說什麼“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無比憤慨。從南京的雨花台，到首都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海，花圈如山。人民群眾利用清明節祭祀祖先的傳統習俗，悼念周恩來、抗議“四人幫”。
天安門事件期間，鄧小平完全處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與事件毫無關系。
“四人幫”和爪牙們撈不到材料，就想從鄧小平的親屬身上打主意。姚文元派記者到鄧小平女兒所在的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調查，要記者通過“內線”，搞所謂深層情況。竭力要說明，挽聯都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他就是天安門事件的后台。
4月4日，一位記者從天安門廣場抄回一份傳單，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國人民大快人心。魯瑛感到這個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編排印送，連忙打電話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開會，聽到有關鄧小平的話，還沒有聽完便急不可待地說：“下面的不要說了，手抄一份給我。會快完了，我要到會上去說。”
此時，中央政治局正在召開有關天安門廣場群眾活動的緊急會議。北京市負責人吳德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他在介紹了天安門廣場上送花圈和詩詞的情況后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活動。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准備形成的。明顯是拿死人壓活人，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性質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來從來沒有這次這樣的逆流。過去都說相信毛主席，這次根本不提主席，敵人比過去更猖狂。那份及時送來的傳單，更為“四人幫”一伙提供了充足的“証據”。政治局會議認為，天安門前聚集那麼多人，公開發表“反革命”演說，這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斗爭大方向。”江青等人還蠻橫提出，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移走，要抓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會議決定採取緊急措施，應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至2時，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慘遭洗劫。北京市衛戍區和市汽車運輸公司奉命發動200輛大汽車將花圈運往八寶山銷毀，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園當做“罪証”。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