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鄧政委，是1949年7月。當時，我正在中央大學讀書，臨近畢業，南京解放了，第二野戰軍率先進城，大家歡慶解放的同時，踴躍參軍。不到一周時間，南京各大學參軍的學生就有800多人，野戰軍政治部成立了一個文藝新聞大隊，這是二野最早的一支知識分子隊伍。鄧政委非常重視，不久就接見我們，並給我們作《過三關》的報告。
聽報告時，我們席地而坐，鄧政委站在一個小方桌前，講了三個小時。沒有擴音器，他嗓音洪亮，講的是四川話。
他穿的和我們一樣，都是草綠布軍裝、布鞋，沒扎皮帶，沒打綁腿，平易近人的樣子，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說，知識分子參軍，是愛國的表現，值得歡迎，但並非百事大吉，還有一個自我改造的過程，首先就要過“三關”，三關並不好過，所以事先必須打強心針。哪三關呢？就是帝國主義關、封建主義關、社會主義關。
他的報告，對我們這些文藝新兵，終身受用。后來我們進軍西南，一個中隊奉命接管了大竹縣的政權，征糧剿匪，就有投敵叛變的，個別人甚至當上地主女婿，帶著地主武裝來打我們，這些人都過不了封建主義、社會主義關。當然絕大多數人是好樣的。我們分到其他各條戰線的同志，幾十年來，披肝瀝膽，與共和國同甘共苦，都是合格的過關戰士。
第二次見鄧政委，是那次報告的兩個月之后，當時他在台下看戲，我在台上演戲。他坐在前排，我一眼觀定。有他看戲，我演得格外賣力。
當時，第三野戰軍渡江來到南京，稍作休整后，要去華東追擊殘匪，並蓄積力量，解放上海。作為主人的鄧政委，自然熱情接待，囑辦一台晚會。除傳統的秧歌劇、對口唱外，還要有點新東西。指示傳達下來，作為編導的我，理解新東西就是創作。創作什麼呢，時間這麼短，想到自己參軍時，學生公社組織過一台歡送晚會，我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個話劇叫《黎明》。演一個同學為反抗校內外特務鎮壓學生運動，組織游行示威，罷課請願，直到搗毀總統府，並敲鑼打鼓，迎接解放。這是實際生活的寫照，記得在校演出時掌聲不斷。我想，曾經受人歡迎的東西，再演一次，效果不會差吧。
這個想法錯了。這次演出竟無人鼓掌，演畢也鴉雀無聲。我看到鄧政委偶爾和一旁的宣傳部部長交談，似在點評，心裡忐忑不安。
演出結束后，隊長在隊前講話，談到這次演出，說鄧政委批評了，隻有五個字：非現實主義。這下把我搞懵了，毛病出在哪裡不知道，悶了幾天。隊長找我交心，說話劇藝術上無可指責，表現青年追求光明也是好主題。內容就不行了，過多寫了知識分子的個人奮斗，忽視了群眾和集體力量，這哪裡符合歷史的真實？對劇中人物，作者過於偏愛，把他身上的狷傲狂放也當作優點去表現。那天看戲的解放軍指戰員，多是工農子弟，參軍前都有一本血淚賬，他們是抱著復仇的情緒來打仗的，哪可能欣賞這些溫情脈脈的東西。不比你們在學校演出，都是學生，生活熟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受到歡迎是可以理解的。鄧政委在會下還有兩句話，他極通俗地解釋了現實主義，說，一切有利於革命的就是現實主義，一切不利於革命的就是非現實主義。
這話使我沉寂了好一陣子，直到文藝整風，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腦筋才通泰起來。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試想，一個作者，不考慮觀眾的口味和他們的接受程度，閉門造車，作者能受歡迎嗎？不研究主題思想對革命是否有利，這樣的演出，能符合現實主義要求嗎？慚愧啊！真正想通了，反而感激起自己的啟蒙老師來。在我剛剛跨進革命隊伍，剛剛從事文藝工作，剛剛邁出第一個錯步，就有老師提醒，這老師就是鄧政委啊！
再說第三次見鄧政委，那是隔了一年之后，進軍到了西南，我由部隊調到重慶市文聯工作。那時文聯籌委會正准備召開重慶市第一屆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籌委會主任白戈說，請鄧政委到會講下話吧，至少也得題個詞呀。這事我去辦的，一天電話來，叫去取件，我奉命去了。到了辦公室門前，我大聲喊報告，鄧政委正在室內踱步。見到我，喊我進去，問是文聯來的同志嗎？我說是的，他就遞給我一卷宣紙，說，白戈同志要我去講幾句話，我看不必了，工作忙，分不開身，就題個詞，要講的話都在裡頭了。回去跟白戈同志說，問他好，把會開好。
我拿回宣紙，立刻裱了起來，挂到大會主席台前，上面寫的是：“人民，特別是工農群眾需要更多的與他們有切身聯系的，為他們所樂見樂聞的作品。”這題詞極大鼓舞了與會代表，說明西南局第一書記正關心著我們的大會。會議進行了五天，鄧政委題詞無疑是大會的指導思想。會后，300多名代表打起鋪蓋卷，到火熱斗爭的第一線去體驗生活了。
后來，西南行政大區撤銷，鄧政委調去北京，重慶人難見到他了。雖然報紙上常有他的消息，但畢竟不是見到本人。這份想念持續了30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我有幸在重慶再次見到他。
那天，我到文化宮去辦事，剛到門口，看到七八個人聚在那裡，仰頭看著大門上的題字。我見其中一人，面貌好熟，他不就是鄧政委麼？他和過去不一樣了，不穿軍裝，穿中山服。一塊兒站著的是市裡的幾位負責同志。這情形我明白了，門上“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10個字，是鄧政委當年在重慶工作時題寫的。隻聽市裡的一位負責同志說：“您這次復出工作，我們充滿信心，整個大門都重新修飾過了，題字也都刷金……”誰知，鄧政委態度嚴肅，指著他們說：“唉，唉，你們這些人啦，就是愛搞這些燈，愛搞這些燈。”說完，沉下臉，轉身走了。
他的鄉音未改，一口地道四川話，“燈”字更是土話，相當於普通話的“名堂”。他的話似未說完，意思全到。特別這個“燈”字用在這裡，含義豐富而凝練。
從此以后，我再沒有見過鄧政委了。（汀泗）
（摘自《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