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2）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毛澤東始終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正因為如此，堅持和維護“文化大革命”，就成為毛澤東首先考慮的問題。不過，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但也承認“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1974年底，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全黨全
軍要團結。”在1975年1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再一次提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還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在這樣一種心境下，毛澤東對鄧小平重新表示了信任。1975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輝煌——同時負責黨政軍日常工作。
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提出當時黨的各項工作要按毛澤東講的三句話辦事。他在中央讀書班的一次講話中說，最近，毛澤東同志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系，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
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974年，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以后，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科技等各個方面的工作都受到沖擊，陷入嚴重混亂狀態。1975年3月，鄧小平開始著手國民經濟的整頓工作。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整頓，全國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形勢有了明顯好轉。
對經濟、科技各部門的整頓工作，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成為對這些錯誤政策的比較系統的糾正。而1975年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力地証明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的錯誤，也開始啟發廣大干部、群眾認真考慮“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個變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在11月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內戰。毛澤東希望以他這個結論為基礎，鄧小平主持通過一個決議，以統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
鄧小平拒絕了。他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在原則問題上堅持了自己的立場。
鄧小平的不妥協態度，使毛澤東確信，鄧小平在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同他不一致了。對於自己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容不得任何人否定的。於是，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了。
1984年，來訪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問鄧小平：您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麼？鄧小平感慨地說：“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提出了對“文化大革命”要“三七開”的看法。盡管他內心深處仍要從整體上維護“文化大革命”，不能容忍對“文化大革命”的系統糾正，但他畢竟已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長期的不正常局面，承認運動本身存在一些錯誤，並對已經認識到的一些具體錯誤開始進行糾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飽經十年動亂之苦的廣大干部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同“文化大革命”中的認識，同兩年徘徊時期的認識有了很大不同。但要從根本上正確認識這樣一場影響廣泛、深遠的歷史事件仍不能不有一個曲折的過程。當時有些人提出，根據對立統一的規律，“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是一分為二的。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三七開”的評價固然不盡合乎實際，但“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否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作為一場廣泛的群眾性運動，對官僚主義等社會陰暗面的沖擊是否有積極的一面？在兩派群眾中是否有一派比較正確？人民解放軍的“支左”是否還應予以必要的肯定？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多次明確指出，必須徹底的、根本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因為，其一，“文化大革命”是“左”的思想發展的結果。“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
其二，“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浩劫”。“‘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從政治上看，“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干部，“黨內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從經濟上看，“搞‘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災難，經濟方面完全亂了。”
其三，“文化大革命”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前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后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
在鄧小平的精心指導下，《歷史決議》解決了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疑難問題。明確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反官僚主義的運動，而是反所謂“走資派”和批判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運動，是奪權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是以所謂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劃分的，都是在當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指導下，採用“大民主”的方法，進行斗爭的。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在當時混亂的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總的指導思想的錯誤，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三支兩軍”工作作為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採取的非常措施，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下，在總體上執行了一套“左”的東西，名為“支左”，實為“支派”。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錯誤，帶來了許多消極的后果，不僅破壞了軍隊和地方的關系，而且對軍隊自身建設也帶來了很壞的影響。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