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6歲的鄧小平去法國勤工儉學，1925年成為中共旅法支部負責人之一。他積極投身黨的活動，遭法國政府追捕，於1926年1月從巴黎轉移到柏林，又從柏林、波蘭抵達紅色之都莫斯科，先后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革命理論和軍事。
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按照中共旅歐支部決定，和傅鐘、李卓然、鄧紹聖等人乘火車離開法國前往蘇聯，火車於1月17日抵達莫斯科火車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車站迎接鄧小平一行，並把他們帶到苦行廣場（今天的普希金廣場）附近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1月17日那天是周日，但學校派專人值班，並給大家准備好了學生証。為了保密，大學人事處的工作人員給新來的中國學生起好了俄國名字。起名字時比較隨意，鄧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學生証號碼是233。學校給學員分配了宿舍。
中共和共青團歐洲支部的領導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書記，后叛變），俄文名叫拉斐爾，先於鄧小平兩個月來到莫斯科。在巴黎和裡昂時，鄧小平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幾個月。就在鄧小平到來的前幾天，任卓宣被選為中共莫斯科支部書記。按照黨的軍事化管理紀律，1月19日，任卓宣給所有來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同志辦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組織的登記手續。
同學們被分成幾十個小組，每組4—5個人。黨支部每周開1—2次大會。每次會短則兩三個小時，長則四個小時。蘇聯風格的會議大部分內容是“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相互交織的，不留情面的“思想斗爭”，互為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形成了開會時不留情面、面紅耳赤的“思想斗爭”之“激烈”狀態。
到莫斯科一周后，鄧小平按照黨組織要求，在黨支部大會上做了嚴厲的自我批評。鄧小平是組織紀律性很強的，他同時向黨支部遞交了書面聲明：“我來此雖不久，團體對我已有很正確的批評，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錯誤中去改我的錯誤的決心，使自己得到進步。”
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
鄧小平、鄧紹聖和傅鐘等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隻停留了不長的時間。期間，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認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黨員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更為適合。
1926年1月29日，鄧小平拿到了中山大學的學生証，他的學號還是233，俄文名也保留為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中山大學給每位新來的同學發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鄧小平終於坐到了課桌前。中山大學的教學計劃安排得非常豐富。鄧小平除了緊張地學習俄語外，主修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世界觀課程。學生首先要學習俄語，第一學期俄語學習時間特別長，每周6天，
每天4個小時。具體的課程是：中國革命運動史、通史、社會形態發展史、哲學（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中山大學還有一門重要課程是軍事訓練。
學期設置為兩年，學生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從1926年下半年開始，周一至周三每天8個小時、周四至周六每天6個小時。學習方法是教授先講課（用俄語，但有中文翻譯）﹔然后學生提問，教授解答﹔再次由學生開討論會，自由辯論﹔最后由教授做總結發言。
如果說在法國“勤工儉學”主要是在做工、參加革命活動，那麼，在中山大學學習的一切，對於鄧小平來講都是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基礎性理論學習。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弄清楚什麼是共產主義”。
盡管俄語是極難學的語言，成為學習的最大障礙，但鄧小平並沒有氣餒，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所有時間都很高興，因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沒有維持生活的壓力，沒有軍警追擊之憂。這使他能夠以極大的興趣投入學習中。他心態樂觀，在中山大學的圖書館，每每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孜孜不倦地學習。對他來說，盡管學俄語像學法語一樣，感覺非常艱難，總是學不透，但社會學科課程，如聯共（布）歷史、社會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課程他都得了優秀。大學裡有不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譯本，這些書鄧小平都特別重視。也就是在那時，他開始關注這些理論書籍。
被選為第七黨小組組長
在中山大學就讀期間，黨務工作佔用了鄧小平大量時間。開學后不久，鄧小平就在中山大學全體團員會議上被選入學校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局，而第七小組的黨員同學推選他為本小組的黨小組組長。
1926年初，任卓宣提出“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的口號。學生中出現了關注黨務會議的一派，和將注意力放在學習上的一派，后者被公開抨擊為“學院派”和“個人主義”。許多老師對此不滿，校長拉狄克本人表示出更加強烈的憤怒。1926年2月18日，在中山大學全體黨員會議上，他和中共莫斯科支部的領導者進行了討論。此后，他親筆草擬了支部的工作計劃，包括號召中共學生黨員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孫中山思想，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擾學生自由思考和討論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任何問題。
拉狄克的號召找到了富饒的土壤，許多在莫斯科懷有政治抱負、富有激情的中國青年公開反對莫斯科支部。時年22歲，來自安徽農家的團員陳紹禹（即王明）深得拉狄克賞識，成了學生領袖。他批判任卓宣的理論和實踐方針。到了1926年春，教學幾乎陷入癱瘓。幸好6月暑假開始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學生們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羅斯拉夫鐵路沿線的塔拉索夫卡療養院。這裡充滿了自由的空氣。陳紹禹和他的同學並不想結束辯論，他們召開激烈的全體會議反對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會議持續4天，直到校長拉狄克來到塔拉索夫卡以聯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學校校長的名義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並研究於近期將中國學生黨員轉入布爾
什維克黨。1926年夏，任卓宣回國。
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中共黨員，都按照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組織局的決定成為俄羅斯共產黨員的聯共（布）候補黨員。候補黨員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他們不能和學校黨委的正式黨員競爭領導崗位。而校黨委的領導也和拉狄克校長不同，他們嚴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領導一樣的黨建觀點，不允許有任何的獨立性。
這一切並沒有擾亂鄧小平。他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接受大多數人的觀點。中山大學黨支部定期給鄧小平做出積極的評價。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學中共黨支部的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中記載：“一切行動合於黨員的身份，無非黨的傾向”﹔“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甚為注意，對一般政治問題亦很關心且有相當的認識，在組會中亦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發同志討論各種問題”﹔“黨的大會和組會從無缺席”﹔“黨指定的工作能切實執行”﹔“與同志們關系密切”﹔對功課“很有興趣”，“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對黨的認識很有進步，能在團員中樹立黨的影響”﹔“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這份黨小組的鑒定，勾畫出了一個22歲的年輕共產黨員鄧小平的基本形象。
另一份中山大學黨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鑒定中強調：“多佐羅夫是一個十分積極、精力充沛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聯共（布）候補黨員）。他是校團委的優秀組織工作者。遵守紀律，自制力強，善於學習，多佐羅夫同志在校團委的組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經驗，進步很快。積極參加社會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關系。學習優秀、黨性強（單獨開展工作——單獨做國民黨黨員的工作，被指派做這項工作的都是最優秀的黨員）。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在鄧小平擔任黨小組組長的第七學習小組全體會上，鄧小平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
從中山大學退學回國
1926年5月初，支持北伐的馮玉祥舉家前往蘇聯，進行爭取蘇聯擴大軍事援助的談判，並“靜待中國事態發展”。
在莫斯科的馮玉祥與聯共（布）領導人簽署了蘇聯向他提供超過430萬盧布補充物資援助的協定。列寧格勒軍區第一步兵團團長米哈伊爾·弗拉基米羅維奇·桑古爾斯基（介紹給馮玉祥時用了別名：烏斯曼諾夫）為馮玉祥軍事顧問團軍政領導人。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回國。他聲明，他的全部軍隊加入國民黨，並再次向莫斯科求援。這次莫斯科給他派來了補充顧問組。共產國際向馮玉祥推薦了中山大學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從中選拔了20人，其中包括鄧小平。鄧小平從中山大學退學，啟程回國。
鄧小平近一年的旅蘇經歷隨之結束。中山大學黨委在鄧小平的總結鑒定中寫道：“非常積極且精力充沛。一名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沉著守紀，學業名列前茅。訓練有素。”在莫斯科的近一年時間，鄧小平看到、讀到和學到的一切都影響著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吳躍農）
（摘自《世紀風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