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落實到行動上，他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種種范例常被世人所稱道。
為群眾著想——
“這小樓還是鄉親們住吧”
1947年，鄧小平和劉伯承一起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時，指揮部選在了山東省陽谷縣蔣家庄。蔣家庄的群眾為照顧好劉鄧首長，專門騰出一座兩層小磚樓供二人居住。當村干部和群眾簇擁著劉鄧二人來到樓前時，鄧小平沉默了，他打量了一下小樓，然后懇切地對村干部於春梅說：“我們是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來享福的。大家的心意我們領了，這小樓還是鄉親們住吧。”幾句朴實真誠的話，說得大家心裡熱乎乎的。見鄧小平執意不肯住小樓，村干部們商量了一下，把他們安排到了普通農民孔月仙家住。
老實厚道的孔月仙聽說劉鄧首長要來自己家裡住，心裡感到無比喜悅和激動，立即把堂屋打掃干淨，准備讓兩人居住。鄧小平進來后環視了一下小院，問道：“你們一家住哪裡？”孔月仙說：“我們搬到東屋和西屋去住。”
和堂屋相比，東屋和西屋又矮又小，風吹雨淋，土牆上留下了道道溝痕。鄧小平看了看說：“你們不要搬，我們住東屋和西屋。”孔月仙一聽急了，忙去阻攔，說：“那咋行？這西屋又臟又亂，再說火辣辣的天，裡面又悶又熱。”但任憑孔月仙怎樣勸說，鄧小平和劉伯承還是堅持不住堂屋，並和隨從人員一起走進西屋打掃起來。望著他們忙碌的身影，孔月仙及在場的干部群眾十分感動。
在這個小院裡，鄧小平和劉伯承運籌帷幄，指揮大軍同敵人血戰，工作異常繁忙。盡管如此，鄧小平總要抽空同孔月仙一家聊上幾句，詢問他們村裡的情況、家裡的情況。為感謝孔月仙一家的照顧，他臨走前，把自己用過的文件箱送給孔月仙家留作紀念。
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公務繁忙，沒能再回魯西，但他始終沒有忘記魯西人民，一直關心著魯西人民。1959年12月，他派原晉冀魯豫野戰軍參謀長李達上將到陽谷縣蔣家庄看望慰問鄉親們。1987年5月，受鄧小平委托，濟南軍區政委遲浩田到魯西慰問，又探望了孔月仙老人和群眾。
20世紀70年代末，魯西東明、高唐等縣農民偷偷搞起了“包產到戶”。當時，新華社山東分社高級記者李錦如實作了報道。1982年12月31日，當新當選為團中央委員的李錦被介紹給鄧小平時，鄧小平關切地問：“現在那裡農民生活怎麼樣？住房怎麼樣？”當聽說山東農民差不多能天天吃上肉，很多人都在蓋新房時，鄧小平欣慰地笑了，連聲說：“好、好。”
農民能不能吃上肉、住上新房，這些最簡單、最具體的事，鄧小平都時刻挂在心上，時刻想著群眾，這是鄧小平一貫的作風。
關心群眾細微處——
“老鄉的牛送回去了沒有”
下樓房，位於大別山商（城）麻（城）金（寨）三角地區中心，現屬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沙河鄉樓房村。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2月24日，劉鄧大軍南下臨時指揮部就設在這裡。
12月31日，鄂豫皖區黨委會議在下樓房的周宅召開。鄧小平、李先念、李達和金寨縣委書記張延積、副書記張健、縣長王相卿，漆店區委書記江川，鄂豫皖區黨委書記段君毅，五旅教導隊政委高治國，軍械處處長杜炳如10人參加。鄧小平見大家進來，很客氣地站起來讓座。江川對到會同志一一作了介紹。
鄧小平親切地說：“我們從這裡路過，順便找大家來談談，你們先講講，到大別山后給群眾做了哪些好事？這裡的群眾發動得怎樣？”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匯報起了金寨縣各區發動群眾、建立農會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權的情況。大家忘記了時間和寒冷，越談越熱火，把幾個月來的經歷，差不多說了個遍。
這時候，鄧小平突然回過頭問江川：“你們那位陳科長把老鄉的牛送回去了沒有？”江川忙回答說，已經由陳科長親自去送還，並當面向老鄉道歉了。
原來在兩天前，鄧小平路過商（城）南黑河村，住在一個老鄉家。老鄉說，前一天解放軍在灣子裡打土匪，把他的牛牽走了。鄧小平問他是怎麼回事。老鄉說，牛原先是土匪搶走的，解放軍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讓解放軍拾到了。等老鄉去認領時，隊伍已經走遠了。鄧小平答應幫老鄉調查。第二天，鄧小平他們翻過九峰尖大山，走進金寨縣地區，在關廟鄉胭脂長嶺崗宿營時遇上了工作隊的陳科長。恰巧就是他們前一天在黑河剿匪，並且牽走了一頭牛。鄧小平馬上叫他們把牛送還給老鄉，並對他們說：“你們怎麼不想一想土匪的牛是從哪裡來的？凡事一定要多動動腦筋，對群眾有利的就做，否則就不做。一切行動都要以維護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在新區工作，尤其應注意這一點。”
聽完江川的匯報，鄧小平非常滿意，點著頭溫和地說：“這樣就很好，不要認為這是件小事情。嚴守紀律、關心群眾，這是關系到我們能否在大別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壞紀律、脫離群眾，是自掘墳墓。記住這是個教訓。蘇聯有一本小說《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你們看過沒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單憑熱情，武斷蠻干會鬧出什麼樣的惡果來！”
對鄧小平來說，給群眾還牛只是一件“小事”。然而，也是他想群眾之所想，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最好見証。
為群眾謀利益——
“要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從1959年到1961年，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三年嚴重經濟困難。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解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和在北京參加北三區會議的干部寫了一封信，提出應當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並提出希望鄧小平、彭真去密雲、順義、懷柔等地實地調查的設想。
1961年4月7日至21日，鄧小平和彭真組織五個調查組，到北京郊區的順義、懷柔等地農村進行調查。他們走訪了十幾個社隊，以蹲點、座談、訪問等形式，詳細了解農村實際和干部群眾的情況。
針對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調三收款”對社員生產積極性的影響，鄧小平說，調動干部和群眾生產積極性的關鍵問題就是要盡快制定“三包一獎懲”（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減產懲罰）和“四固定”（將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到隊）責任制。包產單位要小一些，便於互相比較生產條件，讓社員在同等條件下搞生產競賽。定生產指標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顧到有產可超。要克服平均主義，認真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承包單位之間、社員之間無論如何不能拉平。多勞多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
在談到如何確定吃糧指標問題時，鄧小平說，人與人之間勞動有強弱，干部也有好壞，出勤多少也不一樣。為了獎勤罰懶，不僅在勞動報酬的工分上要有差別，口糧的差別也要相當明顯。這樣就能克服平均主義，就能刺激生產者搞好生產和克服各種災害的積極性。多產多留多吃多購，按勞分配，群眾是會贊成的。
鄧小平在順義多次召開座談會，詳細了解群眾對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對多數人都不敢說真話的情況，鄧小平嚴肅地說：“公共食堂是個大問題，現在群眾議論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要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在調查期間，鄧小平還考察了城鎮集市和廟會。看到農貿市場蕭條，供應緊張，大批手工業和家庭副業消失，嚴重影響到群眾的生產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對隨行的縣委及公社負責同志說，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政策問題，是流通渠道問題，過去有人關心的事，現在沒人關心了。他要求大家用經濟辦法，而不是用政治辦法，把生產發展起來，把各種手工業和家庭副業恢復起來。他還特別指出，社員的家庭副業不能丟，應該是六畜興旺，尤其是養豬，很重要。既能滿足城鄉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農民的收入。
經過半個多月的實地調查，鄧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月10日，他們聯名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從一個多月調查的情況看，貫徹執行“十二條”“六十條”指示的結果，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進一步全面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於供給制、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三包一獎懲”、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問題的措施，還要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報告明確指出，三七開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干部和群眾普遍主張取消。建議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給予便利，對包產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採取包產那部分的余糧購九留一，對超產部分的購四留六，把生產隊的分配和社員的生活分開來。
5月，毛澤東批發了鄧小平和彭真的調查報告。之后，在全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五六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重新修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農村六十條”），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給制，生產隊在管理本隊的生產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權。（楊東海）
（摘自《黨史文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