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號召全黨解放思想，突破禁區，支持包產到戶。他說，人民公社不是一個成功的試驗（2）
1978年10月，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第一次提出，各條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這種要從制度上進行重大改革的提法，一個多月以后，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成為全黨的共識。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要求上至中央下至一個生產隊，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希望各級黨委和每個黨支部，都來鼓勵、支持黨員和群眾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都來做促進群眾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工作。鄧小平特別提出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他說，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鄧小平的這些思想鼓舞了廣大農民沖破人民公社制度長期以來的禁錮，對廢除人民公社制度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二，鄧小平重申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針對人民公社制度下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鄧小平反復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批判吃大鍋飯的錯誤做法。1977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指出，過去“四人幫”不提倡搞生產，認為搞生產就是“唯生產力論”，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反對按勞分配原則。所謂按勞分配就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現在我們要恢復按勞分配原則。1978年8月，他談到四川農村的情況時說，所謂政策，還是老政策，無非是按勞分配，這是最根本的，不是吃大鍋飯，干不干一樣，干好干壞一樣。按勞分配，再加上有點小自由，如養雞，給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來了，兩年就翻身了。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草案指出：按勞分配、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決不允許把它當做資本主義原則來反對。我們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就是要看這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第三，支持包產到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1978年秋，安徽省遇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旱。面對嚴峻的形勢，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決定：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農民種麥，並鼓勵農民開荒多種，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公糧，不分統購任務。在借地的基礎上，肥西縣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闖開禁區，搞了包產到戶。與此同時，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18戶農民，冒著挨批、挨斗、坐牢的風險，決定分田，包干到戶。這一舉動，翻開了中國農村發展史上新的一頁，宣告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這一新的農業生產體制開始形成。就在小崗村人試行大包干的時候，中國的其他地區也都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四川、雲南搞了包產到組，廣東農民實行了“五定獎”。1979年1月《人民日報》陸續報道了這四個省實行生產責任制的情況，隨即引出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家庭聯產承包，意味著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的徹底否定。一些同志認為，必須注意保持人民公社體制的穩定。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生產責任制問題時，隻有少數幾位省委書記明確表示支持。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擔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裡找到陳雲，陳雲對安徽的包產到戶做法表示雙手贊成。鄧小平聽了萬裡的匯報后說：“你就這麼干下去，實事求是地干下去。”關鍵時刻，鄧小平對生產責任制表明了支持的態度。
第四，鄧小平提出，公社制度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
農村的改革有力地沖擊著人民公社制度。1980年，四川廣漢的農民率先摘掉挂了22年的人民公社的牌子。1981年9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以竹入義勝為團長的日本公明黨第十次訪華代表團時談到了農村改革和人民公社問題。他說，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們已經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標並不是很快能實現的，那時候毛主席還在，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所以，后來毛主席經過多次調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級所有制，即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以生產隊為基礎。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問題，這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
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修改憲法，決定改變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重新設立鄉政權。人民公社宣告退出歷史舞台。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指出：人民公社的體制，要從兩方面進行改革。這就是，實行生產責任制，特別是聯產承包制﹔實行政社分設。這個文件作為中發（1983）1號文件下發。
第五，鄧小平認為，人民公社不是一個成功的試驗。
1983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毛裡求斯總理賈格納特時說，我國農村過去十分貧困，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糧為綱”。人民公社制度的試驗也不那麼理想。當前，我國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實行因地制宜、多種經營的方針，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僅僅用了三年多時間，農村面貌就大大改觀。同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說，我們過去的失誤都是由於走得太快。就拿農村政策來說，過去由低級社到高級社就是太快了點，其后，又由高級社進到人民公社，現在看來不是一個成功的試驗。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通知指出，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現行農村政社合一的體制顯得很不適應。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把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通知要求這項工作要與選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工作結合進行，在1984年底前完成。這樣，人民公社體制到1984年最終結束了。
80年代農村人民公社制度能夠廢除，主要是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了一個正確的認識。在農村改革初期，鄧小平就號召全黨解放思想。1980年4月，鄧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他認為，不要光喊社會主義的空洞口號，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到底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准，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推行了20多年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的。鄧小平說，我們在一個長時期內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從1957年起，我們的生產力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至1966年的10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的狀態。“文化大革命”時期情況更加困難，如果按照社會主義的標准來要求，這是很不夠的。因此，鄧小平支持農村改革，贊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贊同廢除人民公社體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沖擊了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由於這種責任制賦予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利，使得農業生產中資源的配置趨向合理，勞動效率大大提高，解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從而為鄉鎮企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鄉鎮企業的發展，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改變了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實現農村現代化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