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新年獻詞中向世界宣告：“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隨后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向黨內發出指示，把渡江作戰作為戰略進軍的首要任務。根據中央決定，淮海戰役總前委改為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仍由鄧小平擔任。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中原戰場的硝煙尚未散去，鄧小平已將目光投向華東戰場，開始了渡江戰役的准備工作。
安徽省肥東縣瑤崗村中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曾是渡江戰役總前委的駐地。鄧小平等領導就是在這裡統籌部署和指揮了渡江戰役。1949年3月31日，鄧小平依據中央軍委的意圖和國民黨的部署以及長江中下游的地理特點，親自起草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綱要》約2500字，分為敵情、戰役目的、敵情變化、處置方案等，決定組成東、中、西三個突擊集團，於4月15日18時，全線渡江作戰。4月1日，他又召集有關同志，逐段討論，隨即上報中央軍委並下發野戰軍各兵團以上單位。4月3日，中央軍委批准了這一綱要。
1949年4月1日，國共雙方代表團在北平開始談判，為爭取達成有利於人民的協定，人民解放軍數度推遲渡江時間。4月10日，中央軍委鑒於和平談判已有進展，便電示總前委，欲將渡江時間再推遲半個月或一個月。鄧小平等經多方面調查認為，5月的江水比7、8月還要大，會給渡江帶來極大困難，現百萬大軍擁擠江邊，過久推遲，將不得不后撤以就糧草。而簽字之事，亦應設想敵人翻臉，故建議先打過江，以爭取和平接收。
鄧小平和陳毅等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繼續詳察敵情、水情，並根據談判期限和氣候條件，在4月17日提出於20日夜全線渡江作戰，“有把握勝利完成”。4月18日，中央軍委、毛澤東復電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的整個部署”，並指出：“此次我百萬大軍渡江南進，關系全局勝利極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軍將士在總前委及二野三野兩前委領導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進的偉大任務。”於是，鄧小平為總前委起草電報，下達了渡江作戰命令。4月20日，由於南京國民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渡江戰役終於打響了。我軍渡江部隊萬船齊發，以排山倒海之勢駛向對岸，並於23日佔領了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
在4月30日，鄧小平致電中央軍委並二野、三野，建議部隊推遲進駐上海、杭州的時間。他認為：“根據南京的經驗，在我黨我軍未做適當准備，倉促進入大城市，必然陷入非常被動地位。就軍事上說，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說，我們許多重要准備都未做好。”具體表現在上海、杭州的干部還在長江北岸，人民幣因火車擁擠不能及時運到，煤的問題也因缺乏運輸工具而難以解決，糧食在上海的情況尚未估計，部隊進城政策及入城守則尚未深入教育，連續行軍作戰尚未休整，大批俘虜尚未處置等等方面。因此，“我們考慮以盡可能推遲半月到一月入上海為好，杭州亦以遲進一點為好”。鄧小平認為充分的准備是進駐城市的前提。南京、上海、杭州是江南重要城市，接管的好壞關系到鞏固渡江戰役的成果，關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保障問題。
隨后，渡江部隊又拿下了鎮江、常州、無錫、蘇州等數十個城鎮。5月10日，鄧小平在給毛澤東關於渡江情況的綜合報告中除了詳細匯報渡江部隊的戰況外，還重點匯報了在接管城市中存在和面臨的主要問題。他說：“在接管城市方面問題最多，南京的外交問題最為突出。”在接管南京的過程中，曾在四天之內發生了六起解放軍軍隊人員與外國人發生爭執的事件，“而以到司徒雷登住宅一事較為嚴重。其原因是我黨外交政策沒有在部隊教育，我派到各大使館門口警衛的哨兵禁止外國人出入。有的管理人員號房子跑到外國人住宅，爭執即由此起。”但是，“表現最普通和最復雜的則是金融及市場問題，而以煤荒為最嚴重。”究其原因，他說：“原來我們估計過江后，總有一點時間來深入政策准備，不料這個打算落空了，戰局發展太快，我們的准備趕不上，干部趕不上，陷入了被動的狀態。”
鄧小平在報告中，還如實地匯報了渡江前后面臨的災荒問題、土匪問題、金融問題、敵人和奸商投機搗亂等城鄉新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為黨中央提供決策參考。他說：“江南將有許多復雜的、尚難預料到的困難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當從注意集體領導和注意向中央軍委報告請示的方法中，予以逐漸地解決。”因為京滬杭地區包括了江南富庶之地，對這一地區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對於全中國相關問題的解決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949年8月4日，鄧小平在向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代表所作的報告中，概括了渡江戰役的偉大歷史意義，他說：“渡江作戰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勝利表示了敵人在長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組織的力量的覆滅。”“這勝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動的南京政府的滅亡。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將再不會遭遇更嚴重的抵抗了，肅清殘余敵人的時間不遠了，最后解放全國的時間也不遠了。”（郎迎潔）
（摘自《中國檔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