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在翻譯的“國家隊”裡干了5年。
給領導人當翻譯不光是技術活，也是個體力活，因而翻譯室有個不成文的規定：30歲以上的，一般就不會再被安排擔任領導人的口譯工作了。主要出於這個原因，張維為在翻譯室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年屆30之時，給自己的職業生涯作出了另一個選擇：離開外交部，到聯合國擔任譯員。
在翻譯室工作期間，張維為曾在多個工作場合見到過鄧小平，但第一次直接擔任他的英語口譯，則是到外交部工作兩年以后，1985年8月28日上午9點40分，身著淺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走進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步履平穩，身板平直，頭發烏黑整齊。已經81歲高齡的他，看起來也就60歲出頭。
在拜會鄧小平之前，外國元首一般都已經會見過總書記和總理，因而，鄧小平一般會詢問：“和總書記談得怎麼樣？”“和總理談得怎麼樣？”“你們看我今天談什麼比較好？”外交部的領導便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們當時經常請鄧小平介紹國內形勢，特別是改革開放。
鄧小平許多關於改革開放思路的闡述，都是在會見外賓時發表的，這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慣例。那一天，在福建廳裡，鄧小平和中方人員一一握手后，坐到沙發上，點上熊貓牌香煙，開始聽外交部長吳學謙的匯報。因為當時鄧小平聽力已經不太好，吳學謙的一些話要重復兩遍。按禮賓慣例，中國領導人會見外賓，一般會安排客人坐在主人的右側，但因為鄧小平左耳的聽力比右耳好，因此，禮賓司會安排客人坐在他的左側。
鄧小平會見的是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這位桀驁不馴的非洲領導人，1981年訪華時曾會見過鄧小平，4年后的這次會面，交談的主題仍是社會主義道路和改革開放問題。鄧小平從土改談起，耐心地向穆加貝解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坦率地指出曾經犯下的左傾錯誤“所帶來的懲罰”，闡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穆加貝似乎還是有一點不放心，他說：“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
這時，張維為注意到鄧小平臉上透出一絲不耐煩——這也是他多次擔任鄧小平的翻譯唯一一次看到鄧流露出不耐之色。隻見鄧小平掐滅手中的香煙，習慣性地用食指點向前方，聲音響亮有力：“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麼可怕。”
在張維為的記憶裡，鄧小平雖然是個耄耋老人，但腦子機敏，邏輯清晰，充滿智慧。多次擔任鄧小平的翻譯，張維為已經非常熟悉他平實、直白的語言習慣，同時也領教過他濃重的四川口音。唯一一次沒有聽懂鄧小平的話，碰巧也是在他會見穆加貝的時候。
那一次會見是在1987年1月。鄧小平談到了“失誤”這個詞，由於發音類似“十五”，整個句子的意思顯然連不上，張維為愣了一下。坐在一旁的外交部長吳學謙也是上海人，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提醒他“失誤、失誤”，他才反應過來。
張維為感覺到，鄧小平有濃重的第三世界情結。他每次會見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通常會說：“我們一定能做好。西方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有一次，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秘魯人德奎利亞爾，一見面，鄧小平就贊揚他：“你干得一點都不比西方人差，你干得比他們更好。”
張維為看到，德奎利亞爾很高興。
當時，所有到中國訪問的外國元首，都希望能見到這位傳奇的政治領導人。也有一些國家元首是帶著問題去向他請教的。有位領導人曾經就越南佔領柬埔寨和紅色高棉問題征詢鄧小平的意見。鄧小平直接做了回應，提出了非常有分量的建議。顯然，他對這些問題都有過深刻的思考。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領導層已經有了共識，為了讓小平同志健康長壽，要盡量減少他的工作，因此也減少了他的外事活動。會見安排的固定程序是：外賓來訪之前，由外交部地區司提出接待方案，報部長批准﹔外交部再和鄧辦聯系，安排具體時間。一般來說，隻要是外交部提出的建議，鄧小平基本上都會同意會見。
盡管外交禮賓安排嚴謹，但也有破例之時。1985年9月，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來中國訪問。當時的總理在和他會談之后，對這位獨特的非洲領導人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認為他對非洲問題的反思非常深刻，於是建議小平同志見見他。就這樣，原本並無計劃的羅林斯，有了拜會鄧小平的機會。
當天晚上，在釣魚台國賓館中，警衛看到羅林斯一直坐在庭院中的小花園裡，至半夜3點依然不寐。禮賓司官員給張維為打電話，請他去勸說羅林斯回房間休息：“明天還要見小平同志呢！”
張維為奉命前往。羅林斯告訴他，前幾天在中國廈門特區的考察，讓他看到中國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讓他感慨萬千，難以入眠。“我在思考一些問題，明天去見鄧先生的時候，要好好向他請教。”（劉婉媛）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