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知道小平同志的名字，是在1931年。當時，我任湘贛省少先隊總隊長。這年春天，中共湘贛省委告訴我們，紅七軍要經過永新到中央蘇區去，要我們組織少年先鋒隊、赤衛隊和群眾，在沙州集合歡迎紅七軍官兵。這時，紅七軍軍長是李明瑞同志，鄧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員。這支隊伍從廣西出發，歷經百戰，到達永新時，當地群眾載歌載舞歡迎和慰問遠道而來的紅軍將士。我站在歡迎的人群中翹首張望，但沒有看到小平同志。后來得知小平同志轉道去了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從此，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就印在我的心中。
一
1956年9月，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作為代表第一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感到歡欣鼓舞。在這次大會上，我見到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健步走上主席台，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全面系統地總結了七大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建設的經驗，闡述了黨在執政情況下加強黨建工作的主要方針。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小平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堅持八大精神，加強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是小平同志一貫的思想。1964年4月，我正在曲阜蹲點，搞調查研究，省委辦公廳來電話說，鄧小平、彭真同志明天到山東。18日早飯過后，我和省委秘書長、濟寧地委書記一起到兗州火車站迎接鄧小平、彭真同志。小平同志那天興致很高，在去曲阜的路上與我親切交談。到曲阜稍事休息后，上午我們陪同鄧小平、彭真同志參觀了孔廟、孔府﹔下午參觀了孔林。我本打算簡要匯報一下山東的情況，小平同志對我說：“你上車，我們一起去濟南。”就這樣，我與鄧小平、彭真同志一起回到濟南。
4月19日上午，省委書記處的同志一起到南郊賓館7號樓向鄧小平、彭真同志匯報了山東的工作。匯報開始時，小平同志說：“吹一吹吧，隨便談。”一句話，使我們書記處的同志少了幾分拘束、多了幾分親近。當我談到1963年災情比1962年重，但形勢還是一年好於一年，糧食產量比1962年多時，小平同志說：“這是工作因素。”言語中包含著對山東工作的肯定，說明自然災害和人的工作兩方面，后者是決定因素這樣一個哲理。當我們匯報到山東的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問題時，小平同志說：“不光解決澇的問題，還要解決旱的問題。”“整個水利工程，還是集中在黃河、淮河，人口多、土地多，搞好了可以調出糧食，搞不好還要調進糧食。不要隻考慮一個省，整個流域要統一規劃。”小平同志談話始終體現著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精神。
二
1975年1月，鄧小平同志開始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經過9年“文化大革命”，我國陷入政治經濟全面危機。我這時雖然在浙江任省委第一書記，但已不堪重負。小平同志復出工作后，我感到由衷地高興，全國人民都感到欣慰，浙江也有了希望。
1975年6月以后，小平同志非常關心浙江形勢和整頓工作，他不但多次聽取匯報，還派人調查研究和協助處理浙江問題。在小平同志支持下，省委在批派性的同時對派性頭目進行了組織處理，抓生產也取得實質性進展。全省呈現出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新形勢。
1975年9月15日，中央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后，小平同志又親自主持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主題是要敢字當頭，繼續抓批判派性，抓全面整頓，核心是黨的整頓，其中關鍵是整頓領導班子。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小平同志全面整頓中的一個重要步驟。但好景不長，農村工作座談會不久，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全國開始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浙江是所謂“右傾翻案風”中“受害深、影響大、問題多”的省份。在浙江掀起“批鄧聯譚”運動時，我已被“四人幫”軟禁在北京。1976年，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在我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的時候，傳來粉碎“四人幫”的特大喜訊，欣喜之中殷切盼望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扭轉困難局面，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整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三
1979年12月，正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一年的時間，我當時還擔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一天，接到中央辦公廳來的電話，叫我速去北京。到京后，李先念同志找我談話：“中央決定把你的工作變動一下，到四川任第二書記。”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表示：“沒有意見，中央叫我到哪裡我就到哪裡。”
我到四川前，去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對我說：“四川形勢發展很好，發展很快。講經驗有兩條：一是敢於實事求是，敢於撥亂反正。包括過去曾經批判錯了的東西，敢於糾正過來。另一條是省委的領導經常到下面去，傾聽群眾呼聲和意見，制定符合實際、受群眾擁護的政策。”然后，小平同志微笑地望著我說：“聽說你也是很喜歡經常往下面跑的。多到下面跑跑看看，確實好處很多。講經驗，主要是這麼兩條。”
臨告辭的時候，小平同志要我去見見葉帥，並叫我和當時奉命去安徽接替萬裡同志工作的張勁夫同志一道去。見葉帥時，葉帥鼓勵我說：“四川是一個大省，1億人口，1億雙手，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一定要發揮人的作用，艱苦奮斗。要特別重視發展手工業，全國四大手工業多的省份，四川要數第一，這個優勢不能丟。”
小平、先念同志和葉帥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很深的教益。特別是小平同志講的那兩條，不但給我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而且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
四
我在四川工作期間，到北京開會，還幾次去小平同志家裡匯報工作，主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二灘水電站的建設問題﹔一個是三線建設軍轉民問題。二灘位於攀枝花市附近雅礱江下游，水利資源非常豐富，但開發利用差，若建成裝機容量330萬千瓦的水電站，可緩解四川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小平同志聽了建設二灘水電站的匯報表示贊成，后來還專門作了批示。我們中西部地區包括四川的三線工業基地是60年代中央決定並投資幾百億資金建立的。沿海大批企業內遷，那麼多大型軍工廠礦建在四川，在經濟建設中將會發揮重要作用，必須使軍工轉向生產民品，搞軍民結合。我向小平同志匯報后，小平同志說：“這件事要給張愛萍同志談談。”張愛萍同志當時任國防部部長，我把小平同志的話轉告他，請他來四川一起考察了川西北三線建設的一些單位，又和他商定，把歸屬核工業部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大部分單位逐步由山溝裡搬到綿陽市郊，后來建立了專門機構，現在已建起一個科學城，軍工企業通過調整改造，能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重大。為此，我曾幾次向小平同志匯報四川甘孜、阿壩等民族地區海拔高、條件艱苦，干部高寒補貼等卻比毗鄰的民族省區低﹔反映四川財政困難，單靠自身力量難以解決這些問題。1986年春節，小平同志來成都時，當時任省委書記的楊汝岱同志又向他匯報這方面的問題。小平同志講：“一視同仁。”后來國務院撥款1億元，幫助我們解決民族地區的困難。
五
1982年，我參加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看到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新老交替上邁出了相當大的一步，小平同志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從第一線退下來，在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方面起了表率作用。當時我對魯大東同志說，我們都到年齡了，也應該作退下來的准備，大東同志很贊同。回四川后，我們兩人分別給中央寫了報告，懇請中央批准我們從書記、省長崗位上退下來，由比較年輕的同志擔任。中央專門發文件把我們的報告通報全國，並加了批語，給我們以莫大的鼓勵。
1986年春節小平同志來四川時，我向他請示，要求離開四川到山東落戶。小平同志答應了我的請求，並說此事要向中組部和中辦專門報告。當時，小平同志還關切地問我還有什麼要求、什麼困難？我說：“沒有，能否請您給我留幾個字。”小平同志很爽快地答應說：“好，拿筆來。”秘書說：“這裡不方便，回到家裡寫吧。”小平同志回北京后，過了一段時間，給我寄來了題字。小平同志用宣紙寫了個斗方，上書：“人間重晚晴，書贈譚啟龍同志，鄧小平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我得到小平同志寫給我的字后，十分珍惜，拿去裱好挂在家裡，時時鞭策自己。不久，小平同志又通過卓琳同志給我寫信，要我退下來后留在四川多當幾年顧問。我深深感謝小平同志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愛護。
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中央顧問委員會完成歷史使命，中顧委舉行最后一次全體會議后，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與大家合影留念。照相結束后，大家目送小平同志步出會場。小平同志走到我面前停下來，與我握手，指著我說：“你還這樣年輕。”“你還在山東嗎？”我說：“還在山東。”這時，新華社的同志搶鏡頭，給我留下同小平同志照的最后一張照片。（譚啟龍）
（摘自《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