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情結【2】

中篇 

弱鳥先飛 滴水穿石

為讓鄉親們“吃上玉米面”而苦干

我在梁家河插隊7年，其中兩年做大隊黨支部書記。記得有一次組織支部書記去大寨參觀，我正好村裡有事，沒有去成。去了的人回來說，他們那裡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說了，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要把白面留下來，吃玉米棒子。有人說，咱們是不是也定一個目標，學大寨的目標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說，這個目標很宏大啊，咱們爭取實現它。

那個年代，農村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吃“大鍋飯”。但為了做好農村工作，要以實事求是為著眼點，否則什麼事都很難干成。我做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后，也一直循著這條路。那時我剛滿20歲，主要心思是讓大家多打一點糧食，有幾個零花錢。我帶領鄉親們打了大口井，在溝川上搞一點水澆地。那裡的地下水不深，打個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點，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壩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著馬燈夜戰。在冰上干活，開始鄉親們不敢下，我光著腳站在冰上，把冰鑿掉，然后墊土，后來鄉親們跟著我一起干。我把村裡3個在外面當鐵匠的能人請回來，辦了個鐵業社，打鐵就有收入啊，搞一點錢才能辦事。

這是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習近平當年住過的窯洞。（新華社記者 李柯勇 2016年12月24日攝）

當時，延安地區有3萬北京知青，我是第一個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北京市獎勵給我一輛三輪摩托車，我一看，這車在村裡沒什麼用，開都開不進去，換個實用的東西吧。后來，開著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農機局。我說，這輛三輪摩托車是北京獎給我的，我想跟你們換幾件農機具。他們聽了很高興，當時那輛摩托車在延安也是很緊俏的，最后換了一輛東方紅52馬力的手扶拖拉機、一台磨面機、一台揚場機、一台碾米機和一個潛水泵，都很實用。

陝西省的第一口沼氣池，是我帶著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發展沼氣的報道。我剛當大隊黨支部書記，看到報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陝北能不能搞？經縣裡批准，我與縣裡派的其他三個人去四川考察。回來后，我指揮村裡幾個石匠鑿石頭建沼氣池。剛開始，一直不產氣，但有水泡往上冒，說明下面有氣。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鐵钎子去捅，一捅那個糞噴了我一臉，但沼氣出來了，一點就著。我們向上面報喜，地區、縣裡都很重視，又組織了一個延安地區沼氣學習團，正式去四川學習。四川省派了兩輛小吉普，帶我們走了七八個縣，一路學過去。后來，沼氣在整個延川推開了，陝西沼氣化現場會就是在延川縣梁家河等村開的。

在正定搞農村改革探索脫貧路

1982年春節，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過去。到了以后，看到那裡大包干還沒有搞起來。1983年，裡雙店公社書記提出來，他們那有一片沙灘地，想在那裡試試大包干。我和一名縣委副書記都支持他干。結果一年下來，其他地方都是平產，就他那兒是大豐收。一下子全縣的人都說，看來這個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開來。這在河北算是早的。從那時起，我們就投身於農村改革之中。

1983年，在河北正定辦公室裡的習近平。 新華社發

正定農業基礎條件很好，但因為是單一經營，還有“高征購”問題，所以成了“高產窮縣”，急需解放思想。我和縣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級反映，爭取核減正定的征購糧指標，得到上級支持。正定那時搞的是純農業，我考慮正定離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種經營，發展“半城郊型”經濟。縣裡成立了多種經營辦公室，我是縣委副書記兼辦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邊的5個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騎自行車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場上，蔬菜是正定產的，賣掃帚、賣簡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鍋爐房、看門的也是正定的。后來又搞旅游興縣，建了榮國府。養奶牛也是那時開始的，我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去買過牛，黑白花牛（原產於荷蘭等國，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間而得名）最好，但價格太貴了，我們買的是三河牛（我國培育的第一個乳肉兼用牛種，因集中分布在呼倫貝爾額爾古納右旗三河地區而得名），價格便宜一半。

推動解決“連家船”和“茅草房”問題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別是閩東的貧困地區，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魚），祖祖輩輩散居在“茅草屋”或者“連家船”中，居住條件非常惡劣，生活也非常貧困。在寧德、福州和后來到省裡工作期間，我多次到這些群眾的家中走訪，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這些困難群眾徹底擺脫貧困、安居樂業。

這是寧德“連家船民”海邊住的船寮（資料照片 ）。

“連家船”上的漁民終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為家，居無定所，是一個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特殊貧困群體。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漁船大都是破敗不堪的，沒有電、沒有水，低矮、昏暗、潮濕，一家幾代人都住在裡面。“一條破船挂破網，祖宗三代共一船，捕來魚蝦換糠菜，上漏下漏度時光”，說的就是他們的生活。有的漁民連船都沒有了，隻好在岸上用油毛氈、編織袋搭一個窩棚，夏熱冬寒，難擋風雨，還不如黃土高原上的農民住的窯洞。因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漁民們普遍身材矮小、兩腿內彎，生活的貧困加上社會的歧視，使他們懷有很強的自卑心理。看到他們這種處境，我心裡感到很不安，就想決不能讓鄉親們再漂泊下去了。

福建寧德市下白石鎮下岐村，“連家船民”告別了“風雨飄搖”，過上了“安居樂業”新生活。（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 2015年3月25日攝）

1997年，我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省政協提供了一份調研報告，反映閩東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裡，生存狀態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觸動，就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還帶隊到閩東沿海、山區進行了專題調研。回來后，我給省委寫了報告，建議盡快解決“茅草屋”和“連家船”問題。省裡十分重視，把“連家船民搬遷上岸”“茅草房改造搬遷”都納入了為民辦實事項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幫助他們解決搬遷、就業等問題。1998年底，我還在福安主持召開了“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現場會。當時我說，古人尚且講“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我們共產黨人看到群眾生活如此困苦，更應感到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沒有“連家船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省的小康。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讓所有的“連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實實在在地過上幸福生活。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到21世紀初，“連家船”“茅草屋”現象在福建基本都消滅了，數萬人告別了風雨飄搖的生活，過上了安穩日子。

抓“閩寧協作”落實先富幫后富

我在福建當省委副書記時，分管了3年農業。那時候，福建對口幫扶寧夏。到西海固看了以后，我說一定要響應中央號召，搞好對口扶貧工作。鄧小平同志講過，先富幫后富。我們改革開放，不搞平均主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閩寧協作領導小組，我是組長，專門抓這個事情。

對口幫扶搞什麼好？跟寧夏的同志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幾件事。第一個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來，喝的是這個水，澆地也用這個水。打井、建水窖幫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個是坡改梯。生活設施上抓井窖工程，生產上抓坡地改梯田。還有一個是發展馬鈴薯產業。我動員福建、寧夏的農科系統研究土豆脫毒技術。在西吉縣，通過發展馬鈴薯產業，當年人均增收三百塊錢。土豆種出來后，收購、加工都是福建的廠子做，全部加工成阿爾法澱粉，供應給福建、廣東的水產專業戶。因為養鰻魚需要飼料，而飼料要用阿爾法澱粉做粘結劑，喂魚時才不會散掉。

寧夏涇源縣蘭大庄農民蘭旭朋在移民庄蓋起了新瓦房（資料照片）。

我們還採取了一個大動作，就是移民吊庄。“吊庄”是寧夏的詞，意思是把這個村從那兒吊到這兒，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資很大，那時基本上隻能搞一個試點。當時，福建搞了閩寧村，從西海固移民到銀川附近，搬遷了幾千戶，花了上千萬。國務院主抓扶貧的領導同志打電話說，移民吊庄這個經驗好，能不能全這麼搞？現在來看，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措施，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的路子，接下來要繼續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