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人，兩對夫妻結婚，在毛主席的窯洞前，這個是孔原，這個是許明，好多年嘍！”鄧小平指著鑲有鏡框的老照片，用濃重的四川腔向卓琳感嘆。
這是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一集中的一個片段。盡管這個鏡頭隻有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但還是有些觀眾留意到了這個細節。
鄧小平提到的孔原和許明，就是孔丹的父母親。
“我們家和鄧家還是有一定歷史淵源的。”孔丹告訴記者。
60多歲的孔丹在退休前是中國中信集團董事長。他出身自一個紅色家庭，父親孔原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過南昌起義，之后歷任中共高職。孔丹的母親許明原名朱玉筠，是“一二九運動”的組織者之一。
孔原和許明是在延安認識並結合的。也是在那裡，他們和鄧小平夫婦結下了緣分。
同一張結婚合影
抗戰初期，孔丹的母親許明來到延安，被安排到中央社會部做秘書。當時，孔原是中央社會部的副部長。在辦公室裡，許明就坐在孔原對面。就這樣，他們相識了。
1939年，鄧小平與卓琳也在延安結識。當時，鄧小平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從相識到決定結婚，他們隻用了很短的時間。
1939年9月的一天，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前，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為鄧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許明兩對新人舉辦了婚禮。
這個結婚的時間，是后來應鄧榕之請考証的。鄧榕曾感慨道：“連具體日子都搞不清，我們真是愧為子女呀！”
幸運的是，他們的結婚照得以保留了下來。在這張珍貴的照片上，站著兩對新婚夫婦——照片左側是孔原和他的妻子許明﹔右邊是鄧小平和卓琳。
后來，卓琳在訪談錄中也有相關記述，“那天孔原與許明也結婚，當時延安膠卷缺乏，兩對夫婦便拍了同一張結婚合影。”
孔原曾經向兒子孔丹回憶起婚禮當天的情形：那一天，大家很高興，喝了不少酒。鄧小平是來者不拒，凡是有人前來敬酒，他就一定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這樣了，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
第二天，許明將孔原數落了一頓：“你看你，洞房花燭夜干的什麼事！”孔原說：“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麼一點事也沒有呢？”
原來，當時有人暗地裡“保護”小平同志，給他喝的都是水。后來，孔丹和孔原聊到這段往事，打趣說：“爸，你這個人也太老實了。”
結婚幾天后，卓琳便隨鄧小平離開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線。不久，孔原也去了重慶，許明則留在延安工作。之后，鄧小平與孔原工作少有交集。鄧小平主要是在部隊前線，孔原則主要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地下工作。
和鄧小平一生經歷了三落三起一般，孔原和他的家人的命運也隨著中國政治的風雲變幻而起承轉折。新中國成立后，孔原被任命為第一任海關總署署長，之后又先后出任外貿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許明則被調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后來歷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在“文革”中，政治風暴也席卷了孔原一家。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江青在會上點了五個人的名：王任重、周榮鑫、雍文濤、孔原、許明。會后，孔原被隔離審查。21日，孔丹的母親許明自殺。23日，孔丹被送進了監獄。
1973年10月1日，孔原從監獄裡出來的時候，已經是67歲了。當時，他的個人問題中央還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孔丹比父親早幾年出獄，但因為父親問題的影響，一直找不到工作。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考慮再三后，孔原決定找鄧小平反映自己的情況，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願望，同時希望中央對自己的審查做個結論。當年11月，鄧小平安排孔原到解放軍總參二部擔任政委。
與老爺子打橋牌
1978年，發生了一件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孔原准備在會上發言，為此，他讓兒子孔丹准備發言提綱。
“這時黨內正經歷著一場思想風暴，就是要徹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認識觀念上很抵觸，這次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個相互呼應和配合，就是要對‘兩個凡是’提出質疑，呼應鄧小平號召，推動解放思想。”孔丹回憶說。
孔丹寫了一篇8000多字的發言稿。一邊寫一邊思考，孔丹更是意識到，在經歷“文革”之后，父親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變化、在進步。“我們堅定地站在解放思想這一邊，堅定地站在小平同志這一邊。”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很長一段時間，孔丹和弟弟孔棟與父親住在一起。那時，父子三人都迷戀橋牌，經常與萬裡、呂正操等老同志較量牌技，還拿過多次冠軍。或許是因為牌技名聲在外，孔丹和孔棟兄弟倆被鄧小平邀到家裡打橋牌，一周兩次，持續了大約三個月左右。鄧小平的警衛秘書張寶忠經常來回接送這兩位鄧小平的小牌友。
鄧家人一般將鄧小平稱為“老爺子”。鄧老爺子的橋牌搭檔通常是丁關根或者王漢斌。老爺子的牌感極好，丁關根的也算上乘，兩人配合默契。
打牌的時候，老爺子一般很少說話。孔丹兄弟倆在叫牌時也低聲細語。“我們懷著對偉人的崇敬，那樣近距離地看老爺子打牌時專注的神態、贏牌時的喜悅、輸牌時的懊惱，感覺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棟因對叫牌、出牌意見不合，忘形地吵了起來。忽然聽見老爺子用四川話說：“吵啥子嘢!”音雖不高，卻如雷貫耳，不怒自威。兄弟倆頓時住了嘴。
又有一次，小平同志拿了一手好牌，鄧楠過來支招：“叫它六個無主。”孔丹和孔棟一聽，互相使了個眼色。這局牌正因為鄧楠無意中“泄露了天機”，讓父親拿著好牌反而輸給了兩個小牌友。后來鄧楠又要過來支招，老爺子就有點不高興了，沖鄧楠說：“還講！”
鄧小平一般煙不離手，他喜歡吸熊貓牌香煙，有長過濾嘴那種。孔丹兄弟倆也喜歡吸煙。有一天，兄弟倆都沒帶煙，孔丹就用很小的聲音說：“朴方，給我找點兒煙，我們沒帶煙。”
小平同志聽到了，對警衛說：“去拿煙嘛。”“對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煙的櫃子鎖起來了。”警衛說。
“那去買嘛，來的都是客。”老爺子說。
有時，孔丹兄弟下午去鄧家打橋牌，晚上就在鄧家吃飯。“在飯桌上我們還是很拘束，鄧小平會說，來的都是客，不要客氣，隨便吃嘛！”
孔丹還記得，鄧小平吃飯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時晚飯后又接著和孔丹兄弟倆再打一盤橋牌。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播出后，常常勾起孔丹的回憶。“鄧小平沉默寡言，說話簡練。他在那麼高的位置，卻沒有一點官架子，這讓我印象最深刻。”孔丹說。
改變中國命運的那一年
在打倒四人幫的行動中，耿彪曾負責控制中央電視台等輿論媒體。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組建了中央宣傳部門，實際上就是恢復原來的中宣部。
當時，耿彪通過他的兒子耿志遠給孔丹打招呼，希望孔丹能到中央宣傳口辦公室做秘書。於是，從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的一年多時間，孔丹就在中央宣傳口工作。那一年發生了許多事情，讓他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發表了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即“兩個凡是”的方針。
4月10日，在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情況下，鄧小平就“兩報一刊”所發表的“兩個凡是”社論給中共中央寫信，從理論上反對“兩個凡是”。
“小平同志的重要貢獻是突破‘兩個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錮的藩籬，解放了思想。這在當時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孔丹說。
1977年8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此次會議決定恢復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
“這是一件改變許多人命運的大事，這件事甚至改變中國社會幾十年發展方向。”孔丹說，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在恢復高考的第二年，考取了中國社科院吳敬璉的研究生。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鄧小平、葉劍英等在一次談話中一致贊成，請出榮毅仁這樣富有企業實際管理經驗的原工商界人士出來工作，為對外開放事業發揮作用。在鄧小平倡導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1979年成立。20多年后，孔丹成為這家堪稱中國改革開放前沿機構的董事長。
孔丹認為，當時創建中信公司主要有三個目的：引進資金、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鄧小平希望中信能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試點。
“小平同志有一個特點就是實踐性強，這點是很了不起的，他沒有局限於一些理論，不是簡單的照抄照搬，無論是我們自己的教條，還是外國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據我們中國自己的實際國情來邁開改革開放的步伐。”孔丹說。（王全寶）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