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許多參與智庫研究的西方國家政要保持著密切聯系，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國家智庫蓬勃發展。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國門初開，多數人尚不知智庫為何物。鄧小平以其敏銳的開放意識，了解到智庫在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積極開展政府間交往的同時，也廣泛開展了同國外智庫方面的交往。
鄧小平接觸的國外智庫對象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是世界知名智庫。如霍普金斯大學高級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所、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等。二是具有智庫性質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三是各種國際研討會。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國智庫專家圍繞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改革在北京等地召開了一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鄧小平曾多次會見來中國參會的外國專家，並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四是下野后的各國政要。鄧小平與許多下野后參與智庫研究的西方國家政要保持著密切聯系，如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和前國務卿基辛格、英國前首相希思和麥克米倫等。
引進前沿知識和先進設備
鄧小平與國外智庫的交往內容豐富、涉及面廣。
通過與國外智庫交往引進前沿知識和先進設備。1978年7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姆博前，對教育部負責人指出：可以向他們要求給我們提供教學設備，裝備我們的學校，還可以要求他們派人來講學。在談到該組織要中國派人參加8月舉行的政府間信息學戰略和政策大會時，指出：這些活動要參加。我們關起門來搞怎麼行？信息學是一門新的科學領域，我們去可長點知識。在談到三年內要引進先進設備裝備30所大學時，指出：不僅大學，中小學也要裝備。沒有先進的教學手段和研究手段，教育、科學是上不去的。
引進人才和管理經驗
通過與國外智庫交往引進人才和管理經驗。1980年5月2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談編制長期規劃問題時說，日本學者對我們編制長期規劃提了一些意見，中心是兩條：第一，在最近幾年內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礎，其中包括能源、交通運輸、公共設施，也包括現在所說的欠賬，還包括教育。這些基礎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第二，認為我們煤炭價格太低，石油的價格也低。這樣，人們使用煤、油就不注意節約。要提高煤、油的價格，促使使用單位節約，這實際是保護能源的政策。日本學者講的這兩條意見不錯，在編制長期計劃時應該考慮。在同國外智庫交往的基礎上，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利用外國智力”的觀點。他指出應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並強調“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對外宣示中國的方針政策
通過與國外智庫交往對外宣示中國的方針政策。鄧小平把智庫作為公共平台，多次宣示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一國兩制”方針、和平外交政策等，對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在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1984年10月6日，他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時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我們確定了一個政治目標：發展經濟，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個目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雄心壯志，是一個宏偉的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基礎上，再發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爭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推動中國智庫的發展
通過與國外智庫交往，推動中國智庫的發展。一是積極倡導同國外智庫合作。1980年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地位后，世界銀行派出了一個三十多人的專家團隊來中國考察，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國也組織了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專家隊伍和他們一起工作。1982年8月，中國通過世界銀行將外國著名專家邀請到浙江省莫干山，與中國經濟學家一起探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此后這樣的會議又舉行了多次，這為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制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做了前期准備工作。二是請國外智庫為中國培訓人才。鄧小平在與國外智庫的交往中把培養人才作為重中之重。1981年，在鄧小平與世界銀行領導人的推動下，世界銀行制定了專門計劃，幫助培訓中國經濟專家。從1985年到1995年，這項計劃培訓了將近70名經濟學家。此后選送年輕學者到國外知名智庫培訓逐漸成為一種制度。三是引進智庫理念，建立我們自己的研究機構。鄧小平指出：對於共同市場，對於日本、美國，要專門成立一個班子，不干別的事，集中力量，專門研究。要注意國際動態，現在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時機。自1975年起，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等類似智庫的研究機構相繼成立。（摘編自《秘書工作》2016年第2期 溫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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