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老工人陶端縉在現場向記者講述當年小平勞動的情況。
1969年10月到1973年初，鄧小平、卓琳夫婦下放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在這三年多的時間內，他們與工友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工友們心中，小平同志不僅是一代偉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更是那個他們熟悉的和藹可親的“老鄧”。8月23日至24日，“追尋小平足跡”採訪組來到新建縣，找到當年的老工人陶端縉、涂宗禮、程紅杏，聽他們講一講——
“我在法國時，就干過這活”
現年77歲的陶端縉，臉上洋溢著老工人特有的厚道和熱誠。小平到廠裡時他才30出頭，當時到處搞軍事化管理，小平一家人叫他“陶排長”，實際上就是當年的車間主任。
“我是在老鄧來前幾天才接到通知的，廠領導告訴我們，一是要做好保密工作，二是讓小平在這裡能夠安心勞動。”陶端縉告訴記者，時任廠長羅朋，原來就是劉鄧大軍的一員戰將，文革時挨整才被弄到新建拖拉機修造廠當書記。為了小平在這裡安心勞動，他布置了保衛工作，而且借搞大掃除的名目，把廠區原來與小平有關的文革標語洗掉了。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個上午，鄧小平、卓琳第一次來到工廠。陶端縉至今記得當時的情景，小平穿一件藍色中山裝，一雙解放鞋，衣服洗得有點褪色，精神狀態不太好。見面時，小平問陶端縉廠裡有沒有紅衛兵，他回答道：“我們車間以老工人為主，沒有紅衛兵，你在這裡就放心吧。”
考慮到他們年紀大了，陶端縉安排鄧小平在機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卓琳則在電工班拆、洗線圈。但后來他發現，洗零件需要不斷地蹲下和起身，小平當時已經65歲了，蹲下和起身都比較費勁，站起來時不得不深呼一口氣，然后再費力地蹲下繼續干活。而且，由於長期與油打交道，小平的手開始過敏，皮膚經常起疙瘩。
陶端縉看在眼裡，覺得非常內疚，決定給小平換個更適合他干的活。不久，陶端縉便重新安排小平按照圖紙去描線。很快，他又發現以老人的眼力干這份“精細活”，還是很吃力。最后，在征求小平意見后，又換作鉗工，雖然這個活兒很費力，但小平卻很適應，干起來像一位老鉗工。經過對比，小平相當於四級鉗工！小平笑著解釋道：“當年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干過這活兒。”每天，小平都干得大汗淋漓，大家勸他做累了就休息一會兒，他卻說：我出身毛毛汗，會更舒服一點。
“不怕，熱一熱，還能吃”
不管刮風下雨，小平每天都堅持准時上下班，進門時笑瞇瞇地用四川話給大家打招呼：早上好！下班又是一句：明天見。如果哪個工友有一兩天沒有上班，等到見面時，小平便會關切地問，昨天怎麼沒有來上班，是不是生病了？對工人同志的關心溢於言表。
老工人涂宗禮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在銼鏍絲時，不小心將鐵屑濺到了小平的眼裡，“當時，我嚇死了，老鄧是中央來的首長，千萬不能出什麼事啊。”但小平卻只是抹了抹了眼角說：“沒得事，沒得事。”還寬慰他說：“不要擔心。”
涂宗禮告訴記者，小平從不搞特殊化，冬天來了，他的外套裡面就是一件毛線衣和毛線褲，從沒穿過棉襖。工友們好幾次說要給他搞點木炭烤火，他都說不需要。夏天，車間有些熱，廠領導提出給小平專門准備一把小風扇，也被小平拒絕了。工友們考慮到他年紀大，專門為他修的簡易休息間，他一次也沒有去住過。
小平生活簡朴也讓人敬服，涂宗禮回憶說，小平夫婦來了半年后，他們兩個就拿了銅臉盆、剪子到廠裡來，讓工友們幫忙補一下，磨一下。有一次，與卓琳同在一個電工班的工友程紅杏來到鄧家，看到飯桌上有一盤吃剩的茄子，她聞了一下，下意識地說：“這菜有點餿了。”但小平聽到了就說：“不怕，熱一熱，還能吃。”
小平的低調、平和贏得了大家的尊重。他不提要求，工友們主動為他著想，為他做事：小平從工廠走回居住的“將軍樓”，有6裡路，而且要經過一個集市，人流量密集，看到小平經過，當地群眾還會經常圍過來看看，原本半個小時的路程往往要走上1個小時，而且很不安全。於是，工友們花了兩天時間專門從拖拉機廠為小平修了一條直達住所的小路，從這條路回家，隻需要20分鐘。“我們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借了東西要還”
工人程紅杏當年還是一位小姑娘，和卓琳同在電工班。因為性格開朗，她和卓琳關系很好，相處的時間很多。她告訴記者，和小平夫婦相處久了，她發現，他們雖是中央首長，卻沒有一點架子，挺有人情味的。
小平夫婦在拖拉機修造廠的兩三年間，每逢過年過節，卓琳便要包粽子、釀米酒，程紅杏則常常為卓琳提供糯米和酒引子。為了表示感謝，卓琳還用許多桅子花做成一個大項圈送給程紅杏，“這東西挂在家裡，滿屋子清香，我把它挂在床架上，直到沒有香氣了才取下來。”
卓琳和小平在同一個廠房內上班，擔心小平身體不好，卓琳總是非常留意小平的狀況。有一天上班時，卓琳發現正在鋸鏍絲的小平臉色發白，鋸著鋸著，突然暈倒在工作台上。卓琳知道這是小平血糖低的反應，便十分焦急地叫著程紅杏：“小程，小程，你快到你家找點白糖開水來。”程紅杏說，在當時那情景下，她不加思索，便跑回家裡（家在廠內）端來一碗白糖開水，卓琳給小平送服后，廠裡又馬上安排一輛拖拉機將小平夫婦送回步兵學校。
幾天后，小平夫婦又來上班了，卓琳還帶上一大包白糖給程紅杏，並笑著說：“我們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借了東西要還。”程紅杏舍不得一個人吃，便與車間裡的工友們一起分享。“謝謝對我們一家人的照顧”
1972年2月的一天，已經結婚生子的程紅杏正在家裡帶孩子，卓琳和家人提著糖果和水果突然走進屋來，“小程，明天我們就要走啦，來向你辭行。”后來，她們又去了好幾個工人家，挨個向工友道別。
聽到這一消息，大家既為小平感到高興，同時也感到很不舍。第二天，工友們紛紛提著雞蛋、花生來到小平家，走攏時，他們家的很多東西都已裝上了車。見工友們來送行，小平又從車上把桌子搬進家裡，卓琳也從車上拿出糖果來放在桌上，熱情地叫大家吃糖果。
大家依依不舍地寒暄了好一陣子，是該起程的時候了，小平夫婦站在門口，與工友們逐個握手話別，“謝謝對我們一家的照顧。”“望著小平一家乘車逐漸遠去，好幾個工友當時就流下了眼淚。”程紅杏一邊說，一邊回憶著當時的情景，眼眶閃著淚花。
離開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的小平，雖然再未回來，但他仍然關心著這裡，用另一種方式回報著當年幫助他的工友們。為解決工廠職工上下班以及生產所需，他先后協調相關部門為廠裡解決了一輛40座上饒產的大客車，以及一輛解放牌卡車。得知廠裡有500萬元的貨款收不回來，還幫忙讓欠款單位及時返還了欠款。“我們家不會為難他”
陶端縉告訴記者，八十年代有一篇回憶小平在江西的文章，他看后，覺得文章裡對當時警衛“看管”小平同志的人的評價有偏頗。
1980年，陶端縉寫了一封信給小平，講了自己的意見。恰好后來江西省博物館館長有事去北京找鄧家，陶端縉拜托他問問這件事。鄧朴方告訴館長，陶的信已經收到了，他爸爸看了后就笑了，說“黃干事是‘左’了些，但不要怪他，是上面規定的，我們家不會為難他，希望江西也不要為難他。”
“為了寫這封信，我想了很久很久，沒想到小平同志這麼大度，結果會這麼好。”說到這，憨直的陶端縉不由得有些哽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