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江西省委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會址--后龍山一角。
在贛州市寧都縣城北面，有一個叫“七裡村”的小村子，因距離寧都縣城七裡遠而得名。
2013年8月19日下午4點，當“追尋小平足跡”採訪組來到七裡村時，村民曾三瑞正在房前的青磚路上收花生。聽說我們是來自小平同志家鄉的記者，曾三瑞趕緊把我們叫進屋：“我租住的這棟房子就是江西省委舊址，小平同志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時就在這裡辦公。”
而距離江西省委舊址后門100米遠的后龍山，就是當年江西省委召開黨的全省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的所在地。據寧都縣委史志辦副主任曾春生介紹，會上，小平同志等人被指責“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會后不久，小平同志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開始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
80年過去了，如今的江西省委舊址因年久失修，已略顯殘破﹔后龍山也長滿了雜草，早已不見往日的人聲鼎沸。隻有山上的那株千年古樟——后龍樹，雖歷經千年風雨依然矗立不倒，烈日下，愈發虯勁蒼翠。
一如小平同志，對真理的堅執，對風雨的淡定！
那麼，1934年，小平同志是因何原因被打倒，開始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又是何時“第一起”的呢？為此，採訪組專程趕赴寧都，探尋小平同志“第一落”與“第一起”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
導火索：“尋烏事件”
“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尋烏事件’是導火索。”曾春生介紹說，1932年底，廣東軍閥陳濟棠趁紅軍主力在北線作戰，突然向
中央蘇區南部進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尋烏縣城被佔領。此即所謂的“尋烏事件”。
尋烏失守后，時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的小平同志，決定有計劃地撤退，領導群眾堅壁清野，開展游擊戰，不斷襲擾敵人，迫其撤出尋烏城，迅速恢復了被敵佔領的蘇區。
1933年2月23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第三期發表署名文章《什麼是進攻路線》，批評會昌中心縣委犯了所謂“純粹防御路線”的錯誤。2月28日，江西省委給會昌、尋烏、安遠三縣發出指示信，批評小平同志領導的三縣黨和團組織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倉皇失措”、“退卻逃跑”，犯了“單純防御的錯誤”，“是與羅明路線同一來源”的“機會主義”。“面對種種錯誤指責，小平同志據理爭辯。”曾春生說，在被迫所寫的《會、尋、安工作的檢查》中，小平同志提出在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中，不能搞“堡壘對堡壘”、“拼消耗”，而應採用堅壁清野和游擊戰、運動戰的作戰方針，不承認游擊戰的戰略部署是“機會主義”，是“羅明路線”。
“實際上，‘尋烏事件’僅是一個由頭，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讓毛澤東在地方、黨和紅軍裡的威信掃地。”曾春生說，1931年8月，小平同志抵達中央蘇區。在擔任瑞金縣委、會昌臨時縣委和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期間，小平同志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決執行毛澤東正確的軍事路線和土地分配政策，反對“城市中心論”、硬拼消耗的軍事冒險主義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由於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人懾於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崇高威望，不敢輕舉妄動，便“指桑罵槐”，大反所謂“羅明路線”，打擊小平同志等人。
1972年8月14日，當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落難江西時，毛澤東在小平同志給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
為保護小平同志，1933年3月中旬，經李富春（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安排，小平同志調離會昌中心縣委，擔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
寧都會議被“下槍”
在江西省委舊址旁，有一座叫靜室堂的尼姑庵。尼姑庵雖然不大，香火卻依然很旺。
“小平同志當年只是在江西省委舊址裡辦公，由於住房緊張，被黨組織安排在庵裡住。”今年已88歲高齡的七裡村村民賴芳鮮告訴記者，當年小平同志在后龍山挨批時，他還是個“小伢子”，“當時江西蘇區各縣的縣委書記、中心縣委書記、省直機關黨的負責人和軍中黨的負責人共200多人參加了會議，我並沒有看到小平同志。但1972年12月小平同志到七裡村參觀江西省委舊址時，我見到了他，當時他是和卓琳同志一起來的，卓琳還戴了一頂帽子。”
“盡管李富春想保小平同志，但最后還是沒能保住。”曾春生介紹說，1933年4月16日—22日，按照臨時中央的決定，江西省委在后龍山召開了黨的全省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集中批判以鄧、毛、謝、古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奇怪的是，會議主持人李富春上台后，剛宣布開會就離開主席台，退坐到台下一角去了。”
會上，蘇區中央局“左”傾領導人指責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在江西創造了執行了一條反國際的反黨的路線”。會議提出要對其加以“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強迫他們交代所謂反黨的“派別觀念”和“派別活動”。
“面對種種錯誤指責，小平同志等人據理爭辯，指出沒有進行過‘反黨的小組長活動’，只是私下交換過意見。”曾春生介紹，小平同志在申明書中說：“感覺自己了解是錯了，沒有什麼問題，隻有快到實際工作中去。”“自己感覺到不會走到小組織的行動，不成嚴重問題。”不承認自己“右傾”，說反右派與他沒有關系。
“會議開了整整7天，氣氛非常緊張。”賴芳鮮回憶說，當小平同志等人拒不承認他們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領袖”、提出申辯時，主席台上的一位“左”傾領導人氣勢洶洶地下令：“把他們的槍下掉！”
5月5日，經蘇區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小平同志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往中央蘇區邊緣和前線地帶的樂安縣所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這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曾春生說。
1938年10月，黨的六屆三中擴大會議上為在江西中央蘇區受王明錯誤打擊迫害的鄧、毛、謝、古等人作徹底平反、恢復了名譽。其后林伯渠在延安整風時寫了一首詩以回憶當時情況，詩曰：“偶憶往事便心驚，謝古鄧毛剩小平，割截無情讀八股，江西路線有羅明。”
“棺材炸彈”炸掉“土圍子”
然而，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僅是個開頭，等待小平同志的是更大的苦難！
由於“擔心”小平同志“出問題”、“逃跑”，不足10天小平同志又被調回七裡村“參加勞動”。“所謂‘參加勞動’，實際上就是勞動改造。”曾春生說。
“對這一階段，小平同志最深刻的記憶可能就是飢餓。”曾春生介紹說，當地蘇區干部危秀英曾在自述書中寫道：“鄧小平同志被撤職后，在寧都一個鄉裡勞動，他對我說：‘告訴蔡大姐（蔡暢，李富春妻子），我在這裡吃不飽飯，肚子好餓。’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說，蔡大姐讓我去她抽屜裡看看還有沒有錢。我一共找出兩分錢，李富春也找出兩分錢。蔡大姐讓我上街買兩分錢的豬油，其余錢買大蒜、辣椒。煮了一臉盆干糧，叫我去找小平同志來，叮囑我們從廚房后門進。我跑回鄉裡，告訴小平。我們一前一后進了廚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門放哨……”
在七裡村“參加勞動”后不久，小平同志又被安排到距寧都縣城40余公裡的賴村區石街村“蹲點”，實際只是做一名普通的鄉干部。
“當年，小平同志就住在村頭通往贛州的古驛道旁的關帝廟裡。”石街村村干部肖生長介紹說，在當時，關帝廟不僅是村裡最好的房子，而且出門就是大路，又緊鄰雜貨店，“可以說，當時的石街村民給予了小平同志最好的禮遇。”
時不湊巧，由於當地正在進行危舊房改造，年久失修的關帝廟已被拆除，舊址上堆滿了磚石，正待修舊如舊。
“關帝廟沒拆時，房子四周還寫有紅軍標語：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工農群眾團結起來……”緊挨著關帝廟居住的83歲的肖亨樹老人告訴記者，以前他常聽村裡的老人們說：“小平同志盡管身處逆境卻非常樂觀，待人也很好，經常幫紅軍家屬干農活﹔空閑時，最喜歡和村民們湊在一起下象棋。”
而小平同志留給石街村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帶領當地軍民巧用“棺材炸彈”炸掉“土圍子”的故事。
“‘土圍子’就是當地的一種圓形土樓，一座大的‘土圍子’可以住上千人，不僅外牆堅固遍布射擊垛口，而且樓的四周還有護城河，易守難攻。”曾春生介紹說，反動地主武裝憑借堅固的“土圍子”，時常騷擾蘇區。
“當時，為打掉石街周邊的‘土圍子’，還專門從瑞金調了紅軍來，但由於沒有大炮，一連打了好幾次都沒打下來。”肖生長告訴記者，他母親生前曾對他講：“紅軍打‘土圍子’時犧牲了好多人，鮮血都把河水染紅了！”
“為了減少紅軍的傷亡，小平同志和當地軍民們想了一個好辦法：先挖一條通向‘土圍子’的地道，再將裝滿炸藥的棺材推到‘土圍子’下，最后引燃‘棺材炸彈’炸掉‘土圍子’。”曾春生說，“棺材炸彈”威力很大，一連炸掉了好幾個“土圍子”。
小平同志在石街“蹲點”一個月后，在王稼祥、賀昌等人的提議下，被調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因總政治部秘書長一職沒有實際工作可做，要求另調工作獲准，到總政治部宣傳鼓動部當干事，主編《紅星》報。
“盡管依然身處低谷，但小平同志還是以巨大的革命熱情，全身心投入到《紅星》報的編輯工作中。”據曾春生介紹，《紅星》報平均5天出一期，即使在長征途中也沒有停刊，直至遵義會議前，小平同志被調離《紅星》報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共主編了70多期，“在紅軍斗爭最困難的時刻，正是小平同志和他主編的《紅星》報鼓舞著全軍的士氣，宣傳著正確的軍事思想，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指明了前進的道路！”
“小平同志擔任中央秘書長，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起’。”曾春生說，此后30多年的時間裡，小平同志的人生和他從事的事業一樣，都是一馬平川，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再次錯誤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