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至 1965年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曲折中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鄧小平認同毛澤東提出的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重大問題作了務實、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他提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要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應不拘一格﹔社會主義要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生產關系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階段，哪種生產關系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就選擇哪種生產關系﹔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要打破平均主義，讓農民富起來﹔社會主義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制訂經濟建設的長遠規劃，要以解決人民群眾吃穿用問題為中心﹔搞經濟建設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搞一套管理制度﹔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生活中個人選擇的自由不應越來越小，而應越來越豐富﹔等等。這些重要的思想認識成果，為他后來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准備。
[關鍵詞 ]鄧小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制度﹔認識成果
從 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到 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這十年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曲折中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黨雖然在指導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錯誤，但一直是一邊犯錯誤一邊糾正，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仍取得了很多積極的成果，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參與社會主義建設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重大問題作了務實、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為他后來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准備。本文擬對此作一較為系統的梳理。
一、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 1956年籌備和召開八大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獲取的一個十分寶貴的思想認識。1955年下半年以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弊端逐步顯露，促使中共領導人對蘇聯經驗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1956年 2月，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一方面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震動和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又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為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破除對蘇聯和蘇聯經驗的迷信，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提供了思想條件。在中國共產黨內，一時間形成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討問題的風氣。
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后，曾在“問題至為復雜”的大西南主政兩年十個月，調中央工作后又長期分管經濟部門和文教部門的工作，非常了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實際情況。在參與籌備召開八大的過程中，他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聽取經濟部門匯報等調查研究工作。特別是，他不僅在 1956年上半年同朱德等赴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弊端有切身的感受﹔而且又在下半年同劉少奇等再赴莫斯科協助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對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照搬蘇聯經驗帶來的惡果有切身的感受。這些，使他對借鑒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教訓，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了更清醒和堅定的認識。1956年 11月 17日，也就是在中共八大閉幕后不久，他在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時指出，革命和建設都不能照搬別國經驗和模式。並且指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鄧小平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6年11月17日。）
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符合中國實際和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此在鄧小平的思想上扎下了根。
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要不斷調整和完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應不拘一格
1956年蘇共二十大特別是波匈事件，暴露出社會主義的“丑陋”，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嚴重沖擊，也對人們已有的社會主義觀造成嚴重沖擊。在中國，波匈事件的發生是不是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行不通？成為人們思想上最大的疑惑。1957年 1月 12日，鄧小平應邀到清華大學為師生作報告，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對此作出解答。他說：“制度好不好決定於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應當說，我們現在的制度和生產力發展是適合的，是好的。”他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作了辯証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還不是完善的”，還要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基本制度”要通過恰當的“具體制度”和方法去實現。關於社會主義具體制度，他主張不拘一格。他說：“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發揮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夠監督和防止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什麼制度合適，就採取什麼制度。”怎麼樣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發展社會主義具體制度呢？他指出：“重要的是應當對那些正確的要堅持，對那些錯誤的要糾正，不完善的要補足。”（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講演記錄，1957年 1月 12日。）
這是在中國剛剛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鄧小平對中國如何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思考，成為他的社會主義觀和社會主義改革觀的基本觀點。“正確的要堅持”，“錯誤的要糾正”，“不完善的要補足”，后來則成為體現他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名言。
三、社會主義要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生產關系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階段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 1958年開始興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鄧小平是少有的堅持運用這一基本原理分析問題者之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鋪開后，以高指標、浮夸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左”的錯誤的症結之一，就是超越生產力發展的階段，主觀隨意地拔高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被認為是人民公社樣板的河北省徐水縣，最早宣布實行全民所有制。1958年10月，鄧小平在徐水縣視察時提出，生產關系不要搞得太純，“除了全民所有制外”，還要允許“小集體”。接著他在雲南視察時明確批評：“現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徐水縣搞清一色全民所有制“那個辦法行不通”，要照顧“個人、集體、全民的關系”。（鄧小平在聽取中共雲南省委負責人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 10月 25日。）11月上旬，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糾正浮夸風、“共產風”和基層干部工作方法上的錯誤，並涉及到糾正混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界限的錯誤思想。鄧小平就“什麼是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發言指出，“實現全民所有制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總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生產水平”。“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58年 11月 7日。）他批評一些地方宣布實現全民所有制言過其實，因為他們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
由於連續兩年大面積自然災害和 1959年廬山會議后繼續“大躍進”的影響，到 1960
年冬全國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決定從 1961年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7月，鄧小平赴東北調查，實際情況更使他感到調整要從黨員干部的思想根源上解決問題，明確提出要糾正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的錯誤。他在聽取哈爾濱市工作匯報時指出：“我們就是超越了階段”，“我們在社會主義階段隻能搞這樣高的”。並說“今后主要講社會主義好了”，“一切都要按社會主義原則辦事，不要再照顧原來說過的話”。（鄧小平在聽取哈爾濱市委負責人匯報工作時的談話，1961年 7月 22日。)
四、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哪種生產關系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就選擇哪種生產關系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最深刻的教訓之一是割裂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片面地從生產關系上理解社會主義原則，陷入“唯生產關系論”，在生產關系上折騰來折騰去。1961年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以后，鄧小平和陳雲等開始深入思考從生產關系上調整農村政策的問題。1962年 3月底，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如何恢復發展農業生產時說：“原則是哪種辦法見效快就用哪種辦法，不要拘泥於形式”，“不要擔心個人多了，集體少了，無非是百分之十幾，這裡出點富裕農民也不怕”。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 3月 29日。)
七千人大會后，一些地方農村摸索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搞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引起爭議。1962年 7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 7月 2日。)這就是后來有人概括的“貓論”。之后，他又將“貓論”進一步展開，指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生產關系的“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鄧小平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23—324頁。) 他的這一思想主張，使當時黨內探討農業生產關系變革的思想和氣氛更加活躍。
鄧小平和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這一時期提出的變革農業生產關系、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思想主張，雖然在不久后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否定﹔但是，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成果，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鄧小平上述思想觀點，特別是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標准變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生產關系要多種多樣的思想，成為十多年后中國改革的思想源頭。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鄧小平當年調整和變革農村生產關系的具體思路。
五、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要打破平均主義，讓農民富起來
人民公社實行窮過渡，在所有制上拔高為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也實行接近按需分配的生活資料供給制，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1958年 11月，人民公社化運動剛鋪開不久，鄧小平在貴州考察時就對此表示懷疑，他說“還得有差別，還得有按勞取酬”。到 1961年初，在對國民經濟調整開始后，鄧小平南下調查進一步認識到調整不只是降低鋼鐵指標等，還要從人民公社體制上進行調整。3月，他在四川成都考察人民公社時指出：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隻簡單靠政治挂帥”，“沒有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還是不行的”，並且分析說：沒有按勞分配，就不能各盡所能，就調動不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 3月 29日。）這時，打破平均主義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供給制的比例直至取消供給制。鄧小平南下調查后，又於 4月份和彭真到北京郊區農村作調查。5月 10日，他和彭真給中央提交的《關於北京郊區農村調查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廢除供給制“可以大大提高勞動分值，更好地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更好地調動社會的生產積極性”。（《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06頁。）
打破平均主義，即意味著收入分配上出現差別，而這正是傳統社會主義觀念所不允許的。鄧小平不僅認為應當有這種差別，而且提出了“讓農民富起來”的政策思想。1961年 1月 5日，他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剛從西藏考察回來的中央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楊靜仁的匯報。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政策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戶富起來”，“讓農民家裡有存糧，牛羊多點，修點房子”。並且說：“農民富要放在一家一家上，不要放在一團一團上。”（《西藏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43—244頁。）
在當時的情況下，鄧小平明確提出“政策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戶一家家富起來，是非常可貴的，這實際上是他關於農村政策的一個總的指導思想。十多年后，他領導和推動農村改革，初衷還是為了讓農民富起來，農村改革的政策還是從“富農”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