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鄧小平作為黨中央秘書，籌備並參加了八七會議，他第一個來到開會的地方，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負責安全。他最早進人會場，最后一個離開。緊急會議隻開了一天，他卻在那裡整整呆了六天，他所做的工作為會議順利召開和圓滿結束起了重要作用。八七會議是鄧小平參加的第一次中央級別的重要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為這次會議是鄧小平革命生涯的一個新起點，所以鄧小平對它有著特殊感情。建國后，他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憶八七會議的有關情況，為我們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憶八七會議
因為八七會議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召開的緊急會議，會場臨時使用，會后不留痕跡。因此，有關這次會議的許多基本情況沒有文獻記載，留下許多謎，給后來的研究工作帶來一定難度。50年代后期，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中國共產黨歷史陳列》，展覽中把八七會議說成是在九江召開的。周恩來總理看了之后，提出：八七會議不是在九江開的，而是在武漢開的。隨后，湖北省博物館根據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開始在武漢調查八七會議會址。
他們請來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的哥哥楊葆青（1927年中共中央機關在漢的許多辦公房屋是他經手租用的)。但是，因會議是高層保密會，楊葆青來漢並未能找到會址。當年籌備八七會議期間，鄧小平與瞿秋白、楊之華夫婦同住在漢口德林公寓（現天津路與勝利街交匯處），所以楊之華知道此事后就去詢問鄧小平。鄧小平對楊之華說：會議是在蘇聯顧問洛卓莫夫家裡開的。這是建國后鄧小平第一次談到八七會議。雖然簡單，但他肯定會議是在漢口召開，明確了開會地點是在蘇聯顧問家裡。
二憶八七會議
“文化大革命”中，對八七會議的研究和對會址的考証曾一度中斷。1972年，武漢市文物部門繼續做這項工作。為了弄清會議的基本情況，他們擬了一份征集提綱送到中央辦公廳，希望通過鄧小平了解那段歷史。同年9月，鄧小平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轉來的這份提綱。此時的鄧小平已被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謫居在江西新建縣。9月22日，他親筆寫了一份回憶材料回答所提問題。在這份材料裡他寫道：“關於黨的八七會議，當時我是黨中央秘書，是參加了的。當時由於汪蔣合作反共，白色恐怖嚴重，所以會議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舉行的”，“我記得這次會議是在漢口德租界一個俄國人家裡開的，……是在樓上開的。到會的大約隻有二十多人，分兩三天由交通分批帶至會場，到后即睡在那裡，不能外出，會后又分批撤走，吃的是干糧（面包）等”，他還回憶了參加會議有哪些人，會議由誰主持，主要內容是什麼等等。對記不清的問題（如政治局是如何改選的），他明確寫道：“我記不得了。”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筆憶八七會議。雖然事隔45年，但是記憶大部分是准確的。這份珍貴回憶材料與后來陸定一、李維漢的回憶相互印証，對會址的最終確定和會址的復原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八七會議會址初步恢復原貌，暫作內部開放。
三憶八七會議
就在鄧小平親筆回憶八七會議之前，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繼續為黨為人民工作。8月14日，毛澤東對來信作了批示，之后周總理以中央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對鄧小平解除監督，恢復黨的生活，安排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等形式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1972年11月13、14日，鄧小平參觀了井岡山革命舊址。14日，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展廳，他邊走邊看，就像回到了當年。當看到八七會議會址的照片時，他不由自主地反客為主，向身邊的陪同人員介紹起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介紹完后，他還對八七會議作了高度評價，說：“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搞農民暴動，舉行秋收起義，號召共產黨人拿起槍杆子，同國民黨反動派作堅決的斗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鄧小平的生動介紹，給在場的人們上了一堂令人難以忘懷的黨史課。這是他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論八七會議。
四憶八七會議
1978年，武漢市文物部門為了更准確地再現八七會議的歷史，將擬復原開放的會場拍成照片，送請鄧小平審定。此時，鄧小平已是第三次復出，恢復了黨政軍領導職務，工作十分繁忙。3月25日，時任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文教辦主任的鄧墾向在京籌備八七會址紀念館的工作人員轉達鄧小平對復原陳列方案的意見。鄧墾說：“昨天我見到小平同志，請他看了八七會址復原的照片。根據他的回憶，參加八七會議的人員是分三批進人會場，由交通員帶進去的，一次人不能多。辦事的少數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他是最先去，最后走的。到會隻有二十多人。他說當時武漢是大熱天，都睡地鋪，開會時甚至連門都不能開，進去了就不能出來。他強調說：搞這個紀念館就是為了革命傳統教育，宣傳會議解決了什麼問題，完成了什麼歷史任務。復原要體現當年艱苦奮斗的精神。”鄧墾還轉達了鄧小平對會場的布置及桌子、凳子等具體問題的意見。
武漢市文物部門根據鄧小平的回憶並參考其他當事人的記憶，進一步修改、完善，復原會場，同時，遵照鄧小平關於辦紀念館的指示精神，舉辦了八七會議輔助陳列。1978年8月7日，八七會議會址紀念館舉行隆重的落成典禮，正式對外開放。
五憶八七會議
1978年8月9日，一份人民日報編印的《情況匯編》放到鄧小平的案頭。這份《情況匯編》的“理論宣傳動態”欄目刊登了題為《八七會議到底在哪裡開的?》的文章。為了弄清史實，有關人員請鄧穎超同志閱。鄧穎超批示道：“據我知道是在漢口開的。鄧小平副主席和李維漢都是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人，向他們核實一下就明確了。”隨后，人民日報將《情況匯編》和鄧穎超的具體意見報送鄧小平。鄧小平於8月9日在人民日報的來函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我隻能肯定是在漢口原法租界一幢一樓一底的小洋房裡開的，那條街幾號不記得了，可能李維漢同志回憶的起。”這次回憶僅涉及會址所在地。他再次提到會議是在漢口原租界的洋房裡開的，並提供了李維漢了解情況的線索。
六憶八七會議
1979年10月，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的《黨史陳列》在禁閉了13年之后重新開放。
在舉辦這個陳列過程中，為了更准確地說明歷史，反映歷史的真實，擬增加兩件重要展品，一件是八七會議參加者名單，一件是遵義會議參加者名單。這兩次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極其重要，究竟哪些人參加了，當時史學界一直沒有搞清楚。中國革命博物館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並附上初步掌握的名單，請他幫助鑒定。信是1979年9月11日發出的。當時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工作人員以為他不一定有時間來處理這樣的具體問題，想不到9月17日批復就下來了。鄧小平親筆寫道：“參加遵義會議的名單是確切的。八七會議名單，大體差不多，我也記不清楚了，可能李維漢知道清楚些，他當時是中央秘書長，似乎也參加了八七會議，可問問他本人。”工作人員如獲至寶，多年來搞不清楚的兩件重要史實解決了。后來，八七會議輔助陳列在沒有掌握會議記錄之前也是按照中革博所定的名單和排列順序對外展出的。
七憶八七會議
1980年7月15日，鄧小平故地重游，重返八七會議會址。此時的三教街41號已是一座革命紀念館，一樓舉辦有輔助陳列，全面反映八七會議的背景、經過和意義，二樓恢復了開會時的面貌。53年過去了，當鄧小平再次站在會場時，眼前的一切勾起他許多難忘的回憶。他對工作人員說：“當時我們二十幾個人是分三天進來的，我是第一批進來的。當時我在這裡呆了六天，最后一個走的。”他告訴工作人員，會議可能是在靠后面的房間開的（此時會場恢復在靠街面的前房）。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問他：“怎麼樣，像不像？”鄧小平說：“記不得了，基本上像。”在一樓輔助展廳，他看得很仔細，對會議的記錄、會議的翻譯、代表名單、共產國際代表、他當時的身份等問題一一作答，還對何時決定召開這次會議、會議的報告、各地武裝起義等問題一一作了介紹。
這時的鄧小平已是76歲高齡。53年前的那次重要會議在他腦海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在重返會址之前，1980年5月20日，他親筆題寫了“八七會議會址”六個大字，寄往武漢。今天，作為事件的親歷者，他的現場回憶是最具體、最詳細、最生動、最直接的一次，工作人員了解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澄清了一些不符合歷史的問題。這次回憶大大推動了八七會議的研究和宣傳工作。
鄧小平七次回憶八七會議，對這次重要會議的研究宣傳、會址的考証復原、紀念館的建立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中我們看到一代偉人非常珍視這段歷史，體現了他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精神。八七會議會址是鄧小平生前唯一的一個既是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又親自題寫紀念館館名，又實地參觀視察的革命舊址。如今，紀念館已按照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大力開展革命傳統教育，成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趙曉琳）
（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