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十八屆六中全會實際上是本屆中央委員會任內最后一次專題討論治國理政重大問題的會議，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領導體制回歸常態，中央全會定期召開，研究黨和國家層面的重大問題。從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到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總共召開了7次六中全會。這7次六中全會都有一個研究主題，幾乎都是聚焦意識形態問題、文化建設和黨建問題。
35年前，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即“第二個歷史決議”﹔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被稱為“第一個歷史決議”）。這個“第二個歷史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是在鄧小平親自主持下起草的。對整個決議稿的形成，鄧小平始終充當了總設計師的角色，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十一屆六中全會也以其科學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徹底完成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而載入史冊。
高瞻遠矚，群策群力
197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黨中央於6月間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代表中央在慶祝國慶30周年的大會上作重要講話。中央認為：“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但是，在慶祝建國30周年的時候，有必要給予初步的基本估價。”這個講話要對建國30年的歷史作出總結，必然涉及到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鄧小平對這個講話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鄧小平提出，對建國30年的總結，要有“新內容”“新水平”。他認為，不要局限於過去黨的認識，要隨著幾年來的實踐向前發展。
第二，鄧小平提出，建國30年講話對毛主席的作用和貢獻一定要講夠。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講話稿幾經修改，9月下旬，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獲得討論。講話對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對我們建國30年來的成績，作為歷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個講話比黨的十一大、十一屆三中全會、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前進了一步，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要求。為隨后歷史決議的起草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說，有了國慶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
10月底，中央組織了歷史決議起草小組，20多名理論工作者先后參與起草。鄧小平親自主持決議的起草工作。
1980年3月，起草小組擬出了《決議》起草提綱，送給鄧小平審閱。3月19日，鄧小平約請起草小組主要成員談話。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第二，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
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他說，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統一，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毛澤東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同樣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鄧小平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唯物主義的鑰匙解開了人們心頭的疑慮。鄧小平認為：對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不應諱言，但也不能過火過激，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鄧小平再次表現出其過人的一面，提出必須全面分析產生錯誤的原因，汲取經驗教訓，以利今后黨和國家事業的健康發展。他強調：“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從中不難看出，鄧小平已經在總結歷史、評價人物的過程中開始著眼現實的發展。
在整個《決議》稿的起草過程中，除了鄧小平，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陳雲曾提出兩條修改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鄧小平對此意見十分重視，並向起草小組作了傳達。
根據陳雲的意見，起草小組專門寫了一段回顧新中國成立前28年歷史的部分，突出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這就使得《決議》稿更加有說服力。
從1980年3月正式開始起草決議起，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止，歷時一年零三個月，其間數易其稿，不但征求了黨內人士的意見，還征求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全國政協部分老同志的意見。此外，在《決議》稿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和外文的過程中，參加翻譯的同志和一些外國專家也提出了一些文字上好的意見。在上上下下、反反復復的討論中，不但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決議文件，同時也統一了人們的思想認識。
這個《決議》提出的原則和判斷，像鄧小平當時所講的一樣，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腳的。
科學總結歷史，意義重大深遠
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29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確信，我們這次全會解決的兩個問題，解決得非常好……我們這次全會對這麼兩個重大問題採取重大的決策，作出重大的選擇，我們相
信，這個重大的決策，重大的選擇，是正確的。所以，我們這次全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這裡所提到的兩個重大決策、重大選擇是指大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央主要領導成員的改選和增選。
首先，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前28年黨的奮斗歷程，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對新中國成立后32年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分析了在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在此基礎上，《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鄭重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其次，全會還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了改選和增選。實際上，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選拔大批中青年干部進入各級領導崗位就已經顯得急迫和重要。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現好的同志用起來，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老同志在，問題比較好解決。如果我們不在了，問題還沒有解決，就要天下大亂。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亂不起來。”因此，1980年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就明確提出：“為了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必須努力吸收那些能夠堅定地執行黨的路線，具有獨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強的同志，參加領導工作。”為此，五中全會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時，設立了中央書記處。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同時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可以說，十一屆六中全會對中央領導成員的改選和增選，對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以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已經勝利完成，它推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歷史轉折，充分體現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遠見卓識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它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今天，我們重溫這次全會及其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於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著重大和深遠的意義。(記者 趙大國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