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許多重要而經典的文獻中，都能看到這句話。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隻開了5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實是一場學習會，是對此前開了一個多月、3天前才結束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進行討論和學習。或者說，也是一個儀式，一個向黨內外、國內外宣布中央工作會議所做決策的儀式。所以，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激動人心的改革起點，要從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講起。
講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就不得不提兩個人：鄧小平和陳雲。他們兩人扭轉了中央工作會議的氣氛和進程。會前，鄧小平在黨內的排名隻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已經成為實際上的領導核心﹔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任中紀委第一書記。追尋這兩位關鍵人物在1978年秋冬時節的故事，是觀察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絕佳視角。
陳雲的發言扭轉會議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級干部走進京西賓館的會議室，他們是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全會一開幕，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就宣布了3個議題：一、如何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農業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工作會上的講話。而且，華國鋒還提出，在討論這3個議題前，先討論一個關系全局的問題——從第二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工作重點轉移，會場上大部分人都是擁護的。但是，許多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厘清，成千上萬的冤案尚未平反，“兩個凡是”還壓在大家心頭，這些政治上的陰影不掃除，思想上的枷鎖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轉移到經濟工作中去，談何容易？
第二天，一進入分組討論階段，華國鋒定下的議題就被突破了。影響最大的，是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堅持有錯必改的方針》。他一針見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問題不能首先得到解決，很難使干部滿腔熱情地支持經濟計劃”，必須先解決一大批遺留的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比如，要肯定紀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要把彭德懷的骨灰放到八寶山去等等。
雖然陳雲當時只是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他在黨內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對黨內的情況比較熟悉。所以，他一發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強烈共鳴，會議方向為之一變。
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八項決定。隨著活潑民主的會議氣氛逐漸升溫，平反冤假錯案、肯定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等會議共識應運而生。
鄧小平罕見地動筆寫提綱
此時，會議上的另一個靈魂人物、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剛剛結束對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訪問，回到北京。他沒有趕上會議開幕，原本准備在閉幕時發表講話，主要談工作重心的轉移問題。沒想到，回國后短短幾天，會議形勢大變，他找來了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和國務院研究室的於光遠，決定重新起草講話稿。
12月2日，胡耀邦和於光遠一起到了鄧小平家裡，鄧小平說：“想了一下，不准備長稿子。”一向很少寫提綱的鄧小平拿出一沓16開的紙，用鉛筆寫了一份提綱，8條要點，1600字，寫了3頁，交給於光遠。
提綱中的第一條是對會議的評價。鄧小平的意思是：“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於安定團結，（又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條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據於光遠生前回憶，“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這個（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
從鄧小平家裡回來，胡耀邦和於光遠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兩三天就寫好了，送給鄧小平審閱。鄧小平重申稿子不能長篇大論，語言要少些，干淨一些反而明確。最終，8條改為4條，全文不到8000字，鄧小平自己想好了標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宣讀了這篇講話。這個講話並沒有提出新政策，鄧小平也承認：“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但他首創性地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顛覆了當時還很流行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體系，整個黨、整個國家毅然決然地翻開了新篇章，他也由此成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時代》的作者傅高義說：“這也許是鄧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話。”於光遠則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的改革號角，就集中體現在這篇講話中。”
陳雲推動鄧小平復出
閉幕式后，又開了兩天分組會，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才結束。這天是星期五，很多代表留在京西賓館，沒有馬上回去。經過36天的討論，大家已有共識：要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必須進行人事變動和機構設置，這就得召開全會才能完成必需的程序。中央考慮，三中全會本來也要開了，趁主要代表都在北京，正好一氣呵成，下周一接著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提出3項任務：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審議通過農業、農村問題的兩個文件，討論人事問題和選舉產生新的中紀委。代表們用2天時間看文件，3天時間分組討論。此時，雖然全會仍由華國鋒主持，但與會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兩個相鄰而坐的人身上：鄧小平和陳雲。實際上，鄧小平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復出主持工作，陳雲功不可沒。
1976年清明節，北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鄧小平被指控為“天安門事件”的“幕后黑手”，第三次被打倒。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之后，葉劍英、胡耀邦等人以各種方式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12月14日，中央通過決議，允許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
1977年3月13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指示下，工作人員找到陳雲，要求他按照中央的講話口徑修改發言稿，然后再下發簡報。陳雲說：“要發簡報，就照我講的，一個字不改地發。”最終，會議簡報沒有刊發陳雲的發言稿，但他的講話早已流傳開，得到廣泛贊同。1977年7月，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鄧小平已經成為實際上的領導核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人事方面的另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讓陳雲成為經濟建設的主要領導人。當時，在經濟問題上，陳雲是黨內的權威。就在全會召開前不久，7月至9月間，國務院召開了一次務虛會，研究加快四個現代化速度的問題。陳雲跟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說：“要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補充，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
但在務虛會上，“洋躍進”成了流行的觀點。有人提出要放手利用外資，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陳雲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對一些重大項目，需要深入廣泛的討論和科學的論証，再付諸實施。
隨后，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堅決認為，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既積極又穩妥”“我們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落后，不能同韓國、台灣比，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他們主要是搞加工工業，而且有美國扶植，因此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
陳雲的經濟觀念和基本思想最終被中央工作會議所接受。會上普遍認為，如果要把經濟工作擺在第一位，必須對經濟專家陳雲委以重任，很多人提議陳雲擔任黨中央副主席。果然，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紀委第一書記。他在對外貿易、經濟體制改革、選拔和培養中青年干部等方面，都給今天的中國留下了寶貴遺產。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原則通過了關於農業、農村問題的兩個文件和1979年、1980年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主席台上，鄧小平和陳雲並肩而坐。歷史選擇了這一對搭檔：鄧小平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而陳雲是黨內的經濟專家。從此，幾十年來思想上、經濟上“左”的錯誤得以糾正，天翻地覆的變化即將到來。(范小舟)
(摘自《環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