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高志凱曾為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我一共陪鄧小平見了20多次外賓。”高志凱對記者說。之后，他赴聯合國、拿耶魯博士、做華爾街律師、進國際投行、任央企副總裁……對高志凱來說，人生的每一個時刻幾乎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
1992年1月開始，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了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南方講話”。二十余年后，高志凱對記者談起鄧小平和中國改革時，仍深有感觸：“他(鄧小平)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對我個人和整個中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5歲的英語狀元
高志凱父母都是山東人，1949年南下。1962年，高志凱出生在蘇州太倉，那裡是鄭和七下西洋的起錨地，離上海很近。“我們在家裡都說山東文登話，與外界交流說太倉話和上海話，廣播電台裡放的是普通話。我9歲時，全家從太倉搬到了蘇州市區，又開始說蘇州話。12歲上初一，開始學英語時，我已經會說4種方言和普通話了。”這讓他從小就對發音比較敏感。
小時候的物質匱乏讓高志凱印象深刻。他住的縣委大院裡有個當海軍軍官的小阿哥，在軍艦上的午飯可以吃一個蘋果，“這讓我特別羨慕。我家4個孩子，一個蘋果要切好幾瓣，米飯拌醬油已經很可口了。”
但也正是在那個非常時期，高志凱抓住了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教育部本來計劃1978年恢復高考，鄧小平說時間等不及了，現在就招。”當時高志凱正上高一，聽說沒有年齡限制，決定跟兩個哥哥一起參加高考。
“我數理化成績很好，但老師說，你今年肯定考不上，不如報考英語專業，雖然也考不上，就當預習了。”沒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學，高志凱還是當年蘇州市區外語單科狀元。1978年2月，他走進蘇州大學外語系時剛滿16歲，是全班最小的學生。“我從一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高志凱說。
1983年，高志凱正式進入外交部翻譯室。“機遇是給做好准備的人的，但不管個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時，大環境沒有提供機會，也很難發揮出來。從這一點說，我很幸運。”
在打字間裡住了5年
外交部翻譯室，用高志凱的話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英文翻譯基本都來自這裡，出了很多出類拔萃的人物。”
一開始，高志凱以為自己在翻譯室是個過渡，很快會被派到聯合國去。“無論紐約還是日內瓦，無論總部還是分支機構，對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著趕緊到聯合國去。”但當時翻譯室的領導過家鼎給了他當頭一棒：“隻要我在這一天，就不讓你離開，你就死了去聯合國這條心吧。”
過家鼎的理由是“國家需要你”，但高志凱還是想走，反反復復好幾次。過家鼎就抓各種機會給他做工作。有一次參加活動，高志凱陪同領導人接見外賓的照片在《北京日報》上刊登出來，過家鼎拿著當天的報紙，往高志凱的辦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紀，照片都上報紙了！”
高志凱的想法慢慢地轉過來了。“翻譯室的機會是非常難得的。最低級別是給外交部副部級干部提供翻譯，然后一級級上去，最高是鄧小平。即便是部隊請來的外國領導人，跟小平見面也是翻譯室派人，因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帶，對領導人的言行習慣要了解，這不是純粹的語言問題。”
工作的特殊性對翻譯人員的素質是個嚴峻考驗。高志凱對記者回憶說，當時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較遠，他覺得跑來跑去太浪費時間，正好翻譯室配有一個打字間，裡面有一張木板床，高志凱就在那裡睡了5年。
在鄧小平身邊的日子
高志凱正式給鄧小平做翻譯是1984年。那年他22歲，被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中央領導工作的最年輕的翻譯”。在此之前，他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模擬實戰”訓練。
“當時就像師傅帶徒弟一樣，老翻譯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曾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每次他給鄧小平做翻譯時，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一旁記錄。會談結束后，他會讓我根據記錄再翻一遍，指出問題。翻譯就像跳高，永遠有提高的空間，很難盡善盡美，總有些地方有遺憾。在這方面，老一輩的外交家和翻譯家給了我非常大的幫助。”高志凱對記者說。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輩們聊天時，得知了自己被選為鄧小平翻譯的原因。“他們跟我說，志凱，我們當時選你有幾個考慮：一是人很勤奮，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斷地提高﹔二是發音比較好，會用嗓子﹔三是你個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場合比較沉著冷靜。”
對此，高志凱有自己的看法：“當時的領導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鄧小平的身高隻到我鼻子這個地方。他們說，你站在領導人身邊不會遮擋，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須得體，不能搶領導人風頭，聲音的大小也很關鍵。
“鄧小平比我大58歲。當時他的身體狀況還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聰，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濃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訓練一下，會聽不明白。再有就是發音習慣，80年代他在公眾場合發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發言都很簡練。”高志凱對記者說。
四川話裡“四”和“十”發音差不多，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高志凱都會馬上用手勢再向鄧小平確認一遍，伸出四個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數時候，鄧小平都會果斷地伸出四個指頭回應。
如果是普通會談，翻譯如果沒聽明白，可以停下來再問一次，但作為鄧小平的翻譯不行。“上世紀80年代，他會見的大多是比較重要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尤其是美國來的。鄧小平認為中美關系非常重要，除了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等人，美國來的內閣成員、部長級別的人他都願意見。考慮到中美關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僅不能翻錯，而且不能重問。那樣不嚴肅，不嚴謹，也不得體。”高志凱說道。
鄧小平留給高志凱最深的印象是務實。“我陪他見外賓，從沒聽他引用過一句唐詩。他說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話。”
高志凱唯一一次聽到鄧小平講英語，是會見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那天賓主相談甚歡，氣氛非常好，時間也超了，一向嚴肅的鄧小平有了爽朗的笑聲。會談結束，他親自把溫伯格送到福建廳的門口，握手告別時，早年在法、德、蘇都工作過的鄧小平用英文說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凱條件反射地把這個單詞翻成中文“再見”，又返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回過頭，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凱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緊迫感與危機感讓他選擇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1977年再次被歷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有緊迫感和危機感，這是我親身感受到的。當時還在冷戰時期，國際局面復雜，中國要從孤立的國際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來，那就是改革開放。”高志凱對記者說。
離開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凱曾去鄧小平在“文革”時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廠，在當年鄧小平站著用銼刀銼螺絲釘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裡干了3年多，做著最普通尋常的工作，沒有人相信他能復出。而我給他當翻譯的時候，卻是他最鼎盛的時期。”這種反差讓高志凱感慨萬千。“他吃過苦，有過磨難，經歷過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來的機會，覺得自己時間不多了。他知道中國必須走上一條正確的路，但這條路在哪裡，又有多少風險？”
高志凱也去過鄧小平復出前，曾與葉劍英談話的地圖室。“東、西、北三面牆挂著三幅頂天立地的軍事地圖。從上面看，當時的中國真的是被包圍了，美軍、蘇軍，中蘇、中蒙邊界全是蘇聯軍隊。而中國一貧如洗，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意義已經無需多言。面對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基辛格有一次對高志凱說：“自己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當時出來的不是鄧小平，而是別的領導人，中國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這樣的局面？”高志凱回答道，鄧小平是獨一無二的。
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鄧小平，在80年代會見外賓的次數已經很少，他更願意考慮一些宏觀的、影響更深遠的事情，比如干部培養，當時同樣是個緊迫的問題。“他一再強調干部年輕化、打破終身制，每次見外賓都說這個。鄧小平刻意培養年輕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隊，后來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一直影響到今天。”
近距離的觀察，讓高志凱更深入地體會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決策。“我覺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鄧小平拿銼刀一下一下銼出來的。”（尹潔）
（摘自《環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