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路141號，2014年夏末，我們追尋鄧小平的上海足跡是從這個門牌號碼開始的。
這是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所在地，記者要拜訪的是黃金平和張勵，他倆的共同身份是《鄧小平在上海》一書的作者。
十年前，《鄧小平在上海》適逢鄧小平誕辰100周年出版，當年即成為年度暢銷書。如今，這本定價20元的書，在二手市場已被炒到600元的“天價”，但兩位作者顯然並不關心這些，他們正在為出版《鄧小平在上海》修訂版而緊張忙碌。
見到他們，第一個感受就是“沒想到”——沒想到這樣一本重要著作的作者竟如此年輕。在2002年接到寫書任務時，張勵大學畢業剛進單位不久，那是她第一次寫專著，而黃金平，當時也40歲不到。
這是一項必須交出漂亮答卷的任務。
回想起來，他倆用“忐忑”來形容當時的心情，而憶起寫作這本書的兩個年頭，他們坦言，在黨史研究室上上下下的鼎力支持下，他們從收集材料到尋訪當事人，從觀看影像到重訪現場，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口述歷史，能尋到的，他們都力求“面面俱到”。黃金平提到，其中，《解放日報》當年的報道也是他們重要的參考資料。
“從1920年到1994年，鄧小平在上海的足跡跨越半個多世紀。”
在黃金平看來，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上海一直都是鄧小平的牽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他尤其關心上海的經濟建設。“可以說，沒有小平同志的深切關懷與支持，上海不可能有這麼快的發展。”
在尋訪和寫作的過程中，最讓黃金平和張勵印象深刻的,“還是他的戰略眼光”。萬千材料中，他們選了這樣三個與上海發展息息相關的細節——
“文革”結束后，從全國來說，干部隊伍結構老化的現象特別嚴重，當時，小平同志對上海的干部建設特別關注，1979年、1983年，他多次到上海視察時都提到了干部要年輕化。在他的關心下，上海在上世紀80年代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市級領導以及后備領導干部。經過歷練，這些干部不僅挑起了上海建設的大梁，有的還成為了中央領導。
到了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仍一如既往地關心這件事，特別是1992年視察上海時，他多次提到干部要年輕化。1992年2月8日，夜游浦江時，小平同志說，干部培養體制上要后繼有人，各個梯次上都要有。他還語重心長地對幾位上海市委老同志說：“年輕一點的同志有這樣那樣的缺點，老的就沒有嗎？老的也是那樣走過來的。要從基層搞起，就后繼有人。”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關於浦東開發開放的研討就沒有停止過，當時上海財政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繳國家稅利佔中央財政支出三分之一，事關上海發展的決策至關重要。不能不發展，但也不能走錯路。突破口在哪？
1990年2月13日，鄧小平乘火車回京，在去車站的路上，鄧小平對前來送行的朱镕基說：“你們開發、開放浦東我贊成。”堅定的話語裡，是信任和期待。有了這“一錘定音”，浦東的開發開放順利推進。特別是“開放”二字是鄧小平特意加上的，不僅是點睛之筆，也蘊含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事實証明，開發開放浦東不僅僅對上海的發展、對全國的發展都有幫助，這是國家戰略。“在寫書的過程中，我們發現，1990年后，小平同志每次來上海都要過問浦東的發展，要看一看浦東，他是有浦東情結的。南浦大橋、楊浦大橋這兩座由他題字的大橋最能體現他對浦東的情感，1993年底，他登上楊浦大橋，盡管天很冷還飄著雨，他執意要下車在橋上走走，看看浦東的面貌。”
1994年，鄧小平最后一次來上海，2月19日回京那天，他特意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吳邦國和市長黃菊叫上火車，囑托道：“你們要抓住20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機遇。”鄧小平的話，指明了上海這座中國特大型城市的發展方向和他對上海的期待。
“鄧小平之所以強調上海要抓住機遇，是因為他認為，上海是有特殊品格和素質的，是完全能夠抓住機遇的。”接過張勵的話，黃金平說：“上海沒有辜負鄧小平的期望，從工業結構調整、浦東綜合配套改革，到召開世博會、建立自貿區，上海一直在用實際行動‘抓機遇’。”
10年后，再寫鄧小平，有什麼不同？“除了根據《鄧小平年譜》對文字進行梳理、修訂外，還延伸了2004年之后的內容，增加了更多照片史料，大事記這一塊也豐富、充實了不少。”
而記者注意到，與舊版封面的合成照不同，這次的封面特意選了一張歷史照片——1992年2月，鄧小平在當時全國最大的百貨商店上海市百一店，從售貨員馬桂寧手中購買了4盒鉛筆和4塊橡皮。為什麼選擇這張照片？黃金平說：“看似普通的照片，背后有深意，因為就是那一年在上海時，小平同志提出了‘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想想看，這個論斷對上海、對中國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啊。”（陸綺雯）
（摘自《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