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戰爭初期到二野解放大西南，我在小平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了近13年，算得上是他的老部下。戰爭年代，戰事頻繁，部隊駐地分散，流動性大，去上面開會也不多，我和小平同志接觸的機會並不多，但我從小平同志那裡受到的教育很大，感受也很多。在十幾年的戰爭環境中，小平同志給我教育最深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小平同志非常自覺地維護黨中央、毛主席的集中統一領導。他對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貫徹執行得非常堅決。他經常教育干部，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即使一時不理解，也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在抗戰初期國共合作的形勢下，既要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又要堅持我黨我軍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在這個問題上，當時黨內、黨外認識並不是一致的，實際上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有些人主張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小平同志堅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統一戰線方針來做好工作，經常教育我們要警惕國民黨口頭上講和平、實際上搞陰謀的兩面政策。當時我們遇到的具體問題就是如何對待朱懷冰、張蔭梧、石友三這些蔣介石的中央軍和閻錫山的軍隊。這些軍隊駐在太行山周圍，經常制造摩擦。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既要維護統一戰線的局面，又要保持我們自己的獨立性，同他們進行斗爭。小平同志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帶領我們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當時，我們同朱懷冰、張蔭梧、石友三、閻錫山有來有往，表面上還能過得去，關系沒有破裂。但另一方面，他們的陰謀詭計都被我們揭穿了，到最后，通過斗爭把他們消滅掉。那時候，我在太行一分區當司令，這些斗爭都親自經歷過。
在發動群眾的問題上，當時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中央的方針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但是，發動群眾就必然要刺激到國民黨的舊政府。有人害怕這樣會影響統一戰線，不主張發動群眾。小平同志堅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方針，放手把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趕走了軍閥的那些縣長，使群眾得到了解放。
抗日戰爭初期，我和賴際發領導秦賴支隊在太行山區開展游擊戰爭，主要在山西的榆次、太谷、壽陽、平定、和順、遼縣、昔陽、榆社一帶活動。支隊成立時，129師教導團隻撥給我們一個排共30多人，不到兩年時間，支隊就發展到5000多人，如果不發動群眾，人從哪裡來？誰來參加我們的軍隊？那個時候，國民黨的軍隊大量南逃，老百姓眼看自己就要當亡國奴了，無依無靠。這時，八路軍來了，群眾一經發動，知道八路軍是真正打日本的，便自覺擁護我們。我們依靠群眾，才能夠站得住腳，才能有基礎。
從129師到二野，部隊發展是很順利的，內部是非常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集中統一、紀律嚴格、相互信任，這是我們勝利的保証。小平同志在1989年11月會見編寫二野戰史的老同志時說：“我們二野在每一個階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而且完成得比較好。”直到現在，我對當時的那些過程、那些場面、那些情景還記憶猶新，小平同志怎麼講的，怎麼做的，在我腦子裡還非常清楚，給我的啟示、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點：小平同志一貫顧全大局，勇挑重擔，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友鄰。
解放戰爭時期，劉鄧部隊進入大別山后，物質條件非常困難，快到冬天了，干部戰士還沒有棉衣。敵情也很嚴重，加上過黃泛區時，重裝備帶不走，隻能都丟了，到了大別山區以后，隻有輕武器，沒有一點重武器。中央看到大別山這樣困難，准備派部隊給大別山運送物資。劉鄧首長知道后，主動建議中央不要支援，說這樣支援的代價太大。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平同志號召部隊多打勝仗，勇於啃硬骨頭。他說，我們在這裡啃骨頭，兄弟部隊在其他戰場上就可以開始吃肉，打勝仗。我們的骨頭啃得越硬，兄弟部隊打勝仗就越多，勝利就來得越快。這是非常生動、非常有趣的比喻，也非常有說服力。就這樣，我們挺過來了，戰勝了敵人，戰勝了自然困難，團結了大別山的人民，在大別山地區站穩了腳跟。事情的最后結局完全按照小平同志所講的那樣實現了，所以他的威信很高。
在解放南京、上海以后，中央曾考慮要二野留在華東。劉鄧首長知道這件事后，主動向中央建議，讓別的部隊留在上海、南京，二野向西南進軍。這一來，二野的同志有點掃興，因為當時部隊都進行了教育，誰駐南京，誰駐上海，也都知道。但劉鄧首長這個做法，是顧大局，挑重擔，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友鄰。中央非常滿意。當時西南地區還有國民黨軍幾十萬人，進軍西南要在路上走幾個月，行軍打仗完全靠兩條腿，困難是可以想象的。但劉鄧首長從全局、從有利於團結出發，把進軍西南的任務主動要了過來，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第三點：小平同志看問題高瞻遠矚，有預見性。
在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合作的時候，小平同志就經常教育干部要跟國民黨的兩面政策作斗爭，一方面要聯合國民黨抗日，另一方面對國民黨的消極抗日要提高警惕。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利用國共談判的時間調整部署、調動軍隊，妄圖搶佔地盤。當時有些同志看不到這一點，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過和平日子了，或者認為既然國共合作嘛，和平好像有希望，從而產生了和平麻痺思想。
和平麻痺思想在太行山后方也很嚴重。前面正在打仗，可是剛剛解放的焦作、博愛這些城市，一些人卻在請客呀、跳舞呀、結婚呀，戰士裡頭就有議論，說“前方是熱油澆心，后方是東吳招親”，說怪話唄。小平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看得非常深。為了消除大家的和平麻痺思想，劉鄧首長在中央局的機關駐地(那個時候在河北邯鄲)組織了一個集訓班。參加集訓班的都是大軍區和縱隊的司令、政委、參謀長，我也參加了。集訓的內容就是介紹當時的形勢，教育大家克服和平麻痺思想、消除幻想、准備戰爭，同時組織高級干部搞實彈射擊。劉帥帶頭，第一個臥在地上射擊。劉鄧首長用集訓的辦法來教育高級干部，統一大家的思想，這些人的認識統一了，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就好辦了。那次集訓在太行、冀南影響不小，后方的地方干部也受到了教育，認識到了和平麻痺思想的危害。
我覺得劉鄧首長這個措施非常有遠見，確實是高瞻遠矚。
第四點：從嚴治軍是小平同志的一貫思想。小平同志使用干部完全是按照德才標准，從不搞拉拉扯扯或者用人唯親。小平同志很重視看干部的政策觀念、組織紀律性、能不能團結人、戰斗作風好不好。不管一方面軍的也好，四方面軍的也好，符合德才標准的，他就任用，不符合德才標准的，他就不任用。在跟隨他北征南戰的十幾年裡，我從來沒有見到小平同志任用干部有親疏之分。不管走到什麼地方，他對干部都是一視同仁。比如二野發展起來后，要成立五兵團，五兵團的司令讓誰當呢？當時有兩個人選，一個是某縱隊司令，另一個是楊勇。這兩個人中，某縱隊司令在作戰、指揮方面比較突出，但他不大善於團結同志﹔楊勇在作戰指揮方面不一定比那位縱隊司令強多少，但是他比較大度，能團結人，考慮問題比較老練。當時就用了楊勇。聽說小平同志跟那位縱隊司令談話時說，你作戰勇敢，組織指揮能力比較強，有戰功。但是你有一個弱點，就是不太善於團結同志。作為一個兵團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楊勇比你合適。小平同志既肯定了一個人的優點，又指出了他的弱點，讓人不得不心服口服。
小平同志善於抓典型。解放戰爭時期，我們縱隊打下鄭州后，縱隊后勤部長去當地鐵路局(國民黨時期的)借汽車，與對方發生了爭執。鐵路局告到了上面。這位后勤部長一貫表現不錯，工作很負責，但小平同志硬是堅持撤銷了他的職務。小平同志說：什麼借？你是勝利之師，這是明借暗要，不是搶也是搶。小平同志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當時中央有一個規定，要求解放中小城市時，進入城市的部隊必須嚴格遵守城市紀律。這位部長恰巧在剛進城的時候就犯了紀律，不從嚴處理不足以教育大家。就這樣，車子交給地方，部長撤職，從那以后再進城時誰敢犯紀律啊!小平同志嚴就嚴在槍打出頭鳥，“打”一儆百，處理這麼一個，就使很多人避免犯錯誤。
那時我在鄭州城裡當警備司令。我喜歡看豫劇，一天晚上，我到豫劇院看戲去了。小平同志給我打電話，我不在。這件事在二野所屬部隊進行了通報批評。這樣，別的人也就不敢了，他這樣處理問題，就能處理一個人，教育一大片。小平同志看問題很尖銳，可以說一針見血，處理問題又十分嚴肅，毫不含糊。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是抓住了就從嚴處理。這樣做教育意義大，叫大家有點害怕，這本身就是一種威力。他並不罵人，也不訓人，但在原則問題上從不含糊，不管對誰，都是鐵面無私。小平同志有一個觀點，就是嚴才能培養人才，嚴才能培養過硬的戰斗作風，嚴才能出戰斗力。
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后期出來工作時，針對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也是抓整頓。他對普遍性的問題就是抓整頓，走群眾路線。他的厲害就在這裡。他既抓典型，槍打出頭鳥，又抓普遍性的問題，教育大家。
小平同志確實是很有威嚴的。我認為，這種威嚴是在長時間內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我們這些部屬們從長期的實踐中親身感受到他的恢宏膽略、領導藝術和人格力量。無論他講話或辦事，都非常讓人服氣，無論他處理什麼問題，最后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說，凡在他領導下工作的人，都從心裡尊敬他，信服他，相信按他的話去做，一定對黨的事業有利，一定會取得好的效果。小平同志在我們中間是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小平同志雖然在戰爭年代一直擔任政委，但是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堅定威嚴的統帥。能在他領導下工作，受他的言傳身教，我感到是很幸運的。（秦基偉）
（摘自《黨的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