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為黨領導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建立了卓越功勛。他雖然沒有參與紅四方面軍的創建，卻與紅四方面軍有著不解之緣。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初，紅四方面軍對紅一方面軍提供的多方面援助，即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結束長征、紅四方面軍卻遭到大肆批判的時候，鄧小平又出來仗義執言，為紅四方面軍說了公道話。之后，鄧小平又與劉伯承一道直接統率紅四方面軍南征北戰，將其鍛造成為聞名天下的劉鄧大軍。
念念不忘紅四方面軍提供的援助
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統一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失利后被迫長征。經過長途征戰，中央紅軍入川之時已是人困馬乏，精疲力竭。當此之際，紅四方面軍給予了中央紅軍以有力的援助。早在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前，為了慰勞遠征的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熱烈地開展起捐獻活動，從思想上和物資上做好與中央紅軍會師的准備。一時間，從前線到后方，從總部機關到基層連隊，從干部到戰士，到處都是捻毛線，織毛衣毛襪，打草鞋，捐獻糧食藥品衣物的感人場面。捐獻的物品中，很多還是新的，指戰員們平常舍不得穿用，現在都捐獻出來，以表達自己對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愛戴和崇敬。堅守在千佛山、伏泉山、土門一線的各部，雖不時要與川軍作戰，但依然不減捐獻的熱情。時任第四軍第11師師長的陳再道回憶說：“提起送慰問品這件事，那情景是感人至深的。那時候，我們住在山溝草棚子裡，堅守在千佛山一線陣地上，生活艱苦，物資缺乏。但是指戰員們聽說要與中央紅軍會合，紛紛拿出各種物品交給領導，讓領導轉交給中央紅軍。”
1935年6月14日，中央紅軍翻過千年雪山——夾金山，到達四川最西部的懋功，與從川陝根據地來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在兩軍會師后，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將所籌集的數十萬斤糧食和大批其他物資送給中央紅軍，其中僅紅31軍官兵就捐出軍衣約500套、毯子100多條、草鞋1380雙。紅四方面軍用馬隊、牦牛隊和人力晝夜兼程運送到懋功的物資，以戰友之情溫暖了受苦受難的戰友之心，讓翻越大雪山后幾乎“彈盡糧絕”的中央紅軍“絕處逢生”。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按照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指示，組建了迎接中央紅軍籌糧工作隊，帶上騾馬和各種物資，在中央紅軍必經之地如馬爾康等地設立接待站，歡迎中央紅軍的到來﹔凡是路過此地的中央紅軍部隊，都得到了補充。尤其是中央機關和軍委總部，由於不像其他部隊能夠自行籌糧，就按30斤/人重點給予補給，這些行動受到了紅軍總司令朱德的高度贊揚。紅四方面軍籌集的送給中央紅軍的數量巨大的物資，有效保障了中央紅軍的后勤供應。
與此同時，紅四方面軍還給予紅一方面軍以人員上的補充。紅一、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由於中央紅軍自長征以來，轉戰數省，經過無數次血戰，才沖破敵軍數十萬大軍的包圍圈，因而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時兵力隻剩下1萬多人，而此時的紅四方面軍則兵強馬壯，有８萬人之多。徐向前、陳昌浩根據這種情況，站在革命全局的高度，抽調三個建制團3800余人編入到中央紅軍。這些編入中央紅軍的部隊，后來在戰斗中都發揮了重大作用，為長征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僅如此，兩軍會師后，鄧小平本人也得到紅四方面軍戰友的無私援助。在這裡，鄧小平意外地遇到了另一個四川人，就是早年曾與他一塊在法國勤工儉學、從事革命活動的老戰友、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傅鐘。傅鐘見鄧小平還沒有馬，便慷慨地說：“我送你一匹馬吧。”同時還送了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老戰友的關懷令鄧小平十分感動，后來他就是靠著這三件“寶貝”終於走出了草地，到達陝北。許多年以后，鄧小平仍對傅鐘的雪中送炭念念不忘。他說：“一匹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這三件東西在當時頂大事了！”
為紅四方面軍仗義執言
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使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總兵力達到十多萬人。這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有助於從整體上扭轉紅軍的不利局面。然而，由於紅四方面軍主要負責人張國燾的個人錯誤，使紅四方面軍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彎路。
兩軍會合后，關於紅軍下一步向何處去的問題，張國燾與中央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中央決定北上，張國燾認為應該南下，這是關系到紅軍今后命運的頭等重要問題。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野心日益膨脹。最初是反對中央北上的正確方針，后來發展到公然違抗黨中央命令，擅自率部南下，分裂黨、分裂紅軍，直到另立中央，對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鑒於張國燾的錯誤十分嚴重，對他的錯誤進行適當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后來在批判的過程中，一些人將張國燾與紅四方面軍混為一談，一定程度上傷害了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的感情。當此之際，鄧小平出來說了公道話。據《傳奇將軍胡奇才》記載，鄧小平明確地說：“不要把反張國燾的斗爭與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拉到一起嘛！這樣批不合適、不對頭，四方面軍干部戰士是擁護中央的，是積極批張國燾的嘛！”
事實也是如此，當張國燾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時，遭到了紅四方面軍不少干部戰士的堅決抵制。為爭取張國燾同意北上，黨中央曾反復致電進行勸告。徐向前、陳昌浩為貫徹中央的戰略部署，對張國燾及其錯誤主張，也進行了耐心說服和斗爭。
10月5日，在卓木碉會議上，張國燾主持召開紅軍高級干部會議，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打出了分裂主義的旗幟。朱德、劉伯承反復強調，大敵當前要講團結，表明了反對分裂的原則立場。徐向前在會上雖未發言，但會后他表示不贊成張國燾的做法，認為黨內分歧可以慢慢解決，把中央說得一無是處，隻能親者痛、仇者快。正因為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不滿和抵制，使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不能不有所收斂，非法成立的“中央”也遲遲不敢對外宣布。紅四方面軍南下后，在百丈關戰斗中，部隊遇強敵反扑，傷亡慘重，遭到重大損失，人員由長征前的8萬多人銳減到4萬人，又一直未能建立穩定的根據地，張國燾南下方針無疑失敗。中央紅軍的勝利和瓦窯堡會議的消息傳到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議論紛紛，認為還是中央北上的方針正確，要求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和統一，堅持北上抗日與中央紅軍會合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央致電紅四方面軍，要求與紅二方面軍會師后，迅速趕赴甘南，早日北上，以便三大主力並肩戰斗，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紅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后，經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和紅四方面軍領導同志堅持不懈的斗爭，加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張國燾被迫接受黨中央的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同中共中央會合的戰略方針。1936年10月8日、22日，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分別在甘肅會寧和將台堡地區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
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屢歷險境，往返雪山草地，屢遭強敵進攻，但是忠於黨忠於革命事業的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同張國燾分裂主義作堅決的斗爭，保証了黨對紅四方面軍的絕對領導，保証了紅軍的團結統一。毛澤東同志指出：“因為張國燾犯了路線錯誤，四方面軍的光榮歷史是不是就拋掉了？沒有，拋不掉的！”聶榮臻元帥也說：“張國燾搞分裂主義，四方面軍走了彎路，受了損失，責任當然在張國燾。”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正確評價紅四方面軍，要把紅四方面軍對長征勝利的重要貢獻和作用，同張國燾的錯誤嚴格區分開來，絕不能因為紅四方面軍出了一個張國燾，就否認或抹殺紅四方面軍的光榮歷史。
統率紅四方面軍將士南征北戰
全面爆發抗戰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產生的紅四方面軍，在抗日戰爭時期其主力被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1938年1月，八路軍總部任命鄧小平接替張浩，任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從此以后，這支部隊就在鄧小平與劉伯承的直接率領下南征北戰，取得了一系列戰役戰斗的勝利。在抗戰期間，一二九師戰功卓著，創造了神頭嶺戰斗、七亙村戰斗、響堂鋪戰斗、長樂村戰斗、沁源圍困戰等著名戰例，先后開辟了太行、太岳、冀南等大片根據地。
解放戰爭時，一二九師發展成為中原野戰軍。解放前夕，中原野戰軍更名為第二野戰軍。這支部隊在劉伯承與鄧小平的直接指揮下，先后完成了上黨戰役、千裡挺進大別山等戰略任務，並與兄弟部隊一起取得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的偉大勝利。從一二九師到第二野戰軍，紅四方軍早已脫胎換骨，到解放戰爭結束時已發展成為一支擁有百萬雄師的劉鄧大軍。
對這支英雄部隊，鄧小平是十分滿意的。他在《對二野的歷史回顧》中說：“回想戰爭年代，我們二野在每一個階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務，而且完成得比較好。這是對二野的評價。”的確，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從頭到尾，二野都處在同敵人針鋒相對斗爭的最前面。但二野的廣大將士勇挑重擔、毫無怨言，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布置的任務。鄧小平還說：“在抗日戰爭時……那時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國民黨同我們搞摩擦，幾個大解放區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晉冀魯豫。”這表明無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這支以紅四方面軍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部隊，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直接率領下，出色地完成了各種艱巨任務，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委托。（摘自《鄧小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