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后，雖然毛澤東說鄧小平仍屬於人民內部問題，但父親已經做好了形勢進一步惡化的精神准備。跟著父親經歷了近十年“文革”運動鍛煉，我們全家老小，也都早已成為老“運動員”了，我們明白父親目前的處境，我們也像父親一樣，做好了父親再次完全被打倒的准備。
1976年3月，父親決定從東交民巷十七號，搬回原來我們在寬街的那個家。“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不知搬了多少次的家。從中南海被趕到方壺齋，從北京遷往江西，再從江西回到北京。從花園村，搬到寬街，再到東交民巷。這次，又從東交民巷搬回寬街。在“文革”中，政治挂帥，連搬家都和政治因素緊密相聯。十年之中，每一次搬家，不是意味著政治情況惡化，就是意味著好轉。搬家，也搬出政治經驗來了。這次我們主動搬回寬街，表示我們全家已經預見到，一場政治惡戰，就在眼前。
周恩來去世后，開始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是人心不穩。人心不穩，便會“謠言”四起。那時候，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國的大小城市，傳聞不斷，議論紛紛。這些被“四人幫”后來一再追查的“謠言”，差不多都是關於江青的。說江青30年代在上海時是個三流電影明星，講江青與當時她的丈夫唐納的風流故事，說江青當過叛徒，還有關於江青生活腐化和行為乖張的各色傳聞。反正不管是真是假，隻要講的是有關江青的，人們統統都相信。而且你傳我，我傳他，“流言”與“蜚語”，“奇談”與“怪論”，不脛而走。老百姓議論江青，不是為了獵奇和尋找樂趣。在那種烏雲壓頂的政治環境中，人們隻能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江青“四人幫”的蔑視和憎恨。
周總理去世的悲痛，仍然縈繞在人們的心中。“批鄧”的狂飆，又使人們那已經相當敏感的神經繃緊。
“四人幫”加緊了“批鄧”的節奏。2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在批判舊世界中建設新世界》，批判教育界的“右傾翻案風”。同日，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志刊登文章批判鄧小平整頓派性、起用老干部。2月16日，江青、張春橋指示《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文化大革命鑄造的一代新人》的批判文章，跟著，新聞紀錄片《堅決同鄧小平對著干》投入攝制。2月20日，江青在打招呼會議期間，與上海代表談話時攻擊鄧小平，說：“他是一言堂，獨立王國，法西斯。”她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鄧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幾個月。我是關在籠子裡的人，現在出來了，能講話了，我要控訴他。”2月23日，張春橋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攻擊國務院決定進口外國成套設備是“買辦資產階級”。2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抓階級斗爭，促春耕生產》，公布了毛澤東批評“三項指示為綱”的講話。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修改過的文章《評“三項指示為綱”》，批判鄧小平提出的“以三項指示為綱”，說“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同走資派的斗爭是長期的，反復的”。2月份，王洪文起草在中央軍委常委會上的講話，攻擊鄧小平提出的“以三項指示為綱”是反對毛主席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張春橋在與參加打招呼會的上海人員談話時說：“鄧小平這批人，就是買辦資產階級”，說大批老干部是比老資產階級還厲害的走資派，是“敵人”。遲群、毛遠新在北京、遼寧等地大專院校鼓吹要培養“敢於造走資派反的人”。遲群在清華大學說：“資產階級在黨內，走資派還在走。”3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題為《反修必須批孔》的文章，將1972年周恩來致力於糾“左”的思想和行動誣蔑為“復辟資本主義”。3月2日，《人民日報》轉載由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紅旗》雜志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誣蔑鄧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說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是右傾翻案風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3月4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文章《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克己復禮”再批判》，此文在“批鄧”的同時，還影射攻擊了華國鋒。3月7日，姚文元誣蔑鄧小平制造毛澤東講過“老九不能走”的“謠言”，為在“文革”中被稱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翻案。3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審改的社論《翻案不得人心》。3月14日，《學習與批判》雜志刊登張春橋授意撰寫的文章《由趙七爺的辮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辮子兼論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大辮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於會泳貫徹張春橋、江青的指示要寫同“走資派”作斗爭的文藝作品。
按江青的說法，自鄧小平復出工作以來，“四人幫”一直被關在籠子裡，而現在，他們總算出來了，總算能講話了。他們要復仇，要出一出這憋了一肚子的惡氣。“四人幫”活像一群在舞台上表演的丑角，他們的狂暴言行和丑惡嘴臉，畢現無遺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全中國人民的眼前。
總理去世，人民已經悲痛萬分。“四人幫”“批鄧”的暴虐，更使人民心中的仇恨燃燒。這憤怒的火焰，就要升騰，瞬間就會變成萬丈之勢，燃遍整個中華大地。
從2月開始，星星之火，已在神州四處燃起。2月23日，福建劉宗利貼出大字報《“阿斗”的呼聲》，歷數“四人幫”的罪狀。2月26日，福州大學教師厲海清貼出詞作《天仙子·葬志》，表達了對林彪、“四人幫”的痛恨。3月2日，武漢街頭出現“繼承總理志，實現四個化”等大字標語。3月9日，貴州省貴陽市七名青年工人貼出《對目前形勢和新的任務的幾點看法》的大字報，憤怒鞭撻江青、張春橋等人，並自費運到鄭州、長沙等地散發、張貼。3月11日，福建省三明市趙大中貼出《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春橋》的大字報。3月20日，廣東省順德縣工人楊振漢寫信給毛澤東，批判張春橋的謬論。3月25日，武漢市出現題為《絕對不對資產階級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傳單。3月26日，武漢鍋爐廠二百余人集會，公開指名批判江青、張春橋。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繼出現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和傳單。
人民大眾，用他們的實際行動，以英勇的氣概和膽量，開始和“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偉大斗爭。
3月5日，上海《文匯報》在刊登新華社一篇紀念和學習雷鋒的新聞稿時，將原稿中周恩來為雷鋒的題詞全部刪去。25日，該報發表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這樣惡毒的語言批判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些惡行，恰如投向水中的亂石，頓時激起了千層巨浪。人民憤怒了，數日之內，從全國各地發向《文匯報》的抗議信件和電報達四百二十一件，打去的抗議質問電話達一千多次。人們義正詞嚴地紛紛抗議：“反周總理不得人心！”並質問“《文匯報》成了誰家的報紙？”強烈要求《文匯報》“向全國人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人民的悲痛已化做力量，人民的怒火已變成行動。
清明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在清明節，人們會沐浴更衣，清掃墓地，祭奠逝者，追念亡靈。1976年的清明節就要來臨了，在這一年的清明節，中國人民要追念和祭奠的，是他們的好總理——周恩來。
總理逝世的時候，“四人幫”不讓群眾悼念總理。但人們把對於總理的敬愛和追念，深深地蘊藏在心裡。清明節還沒到來，人們早早地便開始了他們的祭奠行動。
3月19日，北京市朝陽區牛坊小學的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為人民的好總理獻上了第一個悼念的花圈。從這第一個由孩子們送上的花圈開始，掀起了一場永載史冊的、無比壯烈的、與“四人幫”進行決戰的偉大的人民斗爭運動。
3月24日，南京群眾抬著花圈，走到雨花台，率先舉行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隆重的悼念活動。28日，南京的大學生，抬著周恩來巨幅遺像和大花圈，舉行了反對“四人幫”的大規模游行、集會和示威活動。29日，反對“四人幫”的大標語一下子貼遍了南京市的大街小巷，貼在了從南京駛向全國各地的火車車廂上。憤怒的南京學生們用油漆和柏油寫下了擦不掉、抹不去的大字標語：“揪出《文匯報》的黑后台！”“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31日，南京汽車廠的職工在南京中山東路貼出醒目的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