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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第47章艱難時日

鄧榕

2016年08月09日08:36    來源:廣安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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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份的時候,我們又搬了一次家。因為我們在寬街的那個家,地處十字路口,進出十分不方便。父親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經常在家裡開會和找人談話,而院子裡隻有一個很小的地方,來客的車子根本停不下。一些要客,如政治局委員的車,時常不得不停在大街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這種情況下,經中辦安排,父母親搬到東交民巷十七號去住了。

東交民巷十七號,過去被稱為老八號,是50年代初期蓋的一個住地。院子裡從南到北,前后四棟樓房。說起來,我們家跟這個房子挺有緣分的。1952年我們家從四川遷居北京后,曾把這個院子裡的第三棟樓分配給我們家。在我們還沒有搬來之前,有一次,父親去看羅榮桓元帥。羅帥的身體很不好,看到羅帥住的房子有些潮濕,父親當時就對羅帥說:“你住在這裡不行。中央給我分了一處住房,我讓給你去住。”在父親的親自安排下,羅帥住進了東交民巷的房子,而我們家則在后來搬進了中南海。“文革”以前,東交民巷這個院子裡住著羅榮桓元帥、賀龍元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等四戶人家。“文革”開始后,羅帥的遺孀林月琴阿姨帶著孩子們被趕了出去。賀龍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來把他們夫婦藏在中南海西花廳自己的住地等處,后來被林彪一伙抓走關押,孩子們都被“掃地出門”趕出了家。“文革”以后,東交民巷十七號這個院子便空了起來,沒有人住。后來,周恩來生病,中央把原來賀龍元帥住的那棟樓修繕了一下,准備總理來這裡養病,可是總理一直沒來住過。偌大一個院子四棟房子便一直空無人住。

這時,正好我們家的住房成了問題,於是父母親就被安排暫時住到這裡。我們住的,就是原來賀龍元帥曾經住過的,后來又為總理修繕的那個樓。一開始,父母親說是暫時住一住的,沒有帶家小去。但不久,他們嫌寂寞,就讓眠眠和萌萌兩個孫兒跟著住過去了。再后來,鄧林、鄧楠和我,三家人也都搬了過去。沒辦法,我們家的人就是愛熱鬧,愛扎堆兒。這個樓本是為總理修繕的,總理家沒有孩子,人口少,所以樓內的臥房不多。我們家十幾口人都搬了過來,房間一下子就不夠住了。於是我們把人家原來准備辦公用的房間,都住上了人。我和賀平住在客廳旁邊原來准備做書房的房間裡面。沒有書房了,父親就在南邊的前走廊上放了一把椅子,一個桌子。他說,這裡陽光好,空氣也好,又可以看著孫子們跑來跑去的,是最好的“辦公室”。就這樣,從1973年回到北京后,我們先住花園村,再從花園村搬到寬街,然后從寬街搬到東交民巷。兩年多搬了三次家,也真夠折騰的。

搬到東交民巷后不久,政治氣氛便發生了變化,那種搬家的忙碌,很快就被政治風向的突然變幻所掩蓋。這時,毛澤東已經讓毛遠新召集了八人會議。這個會議的召開,預示著一場新的政治風暴的來臨。家中的氣氛,由平日的吵鬧歡樂,一下子沉靜了下來。父親白天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十分忙碌。他還要經常接待和會見外賓。僅在10月份,他就連續接待了為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傳話前來訪華的小坂善太郎、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比耶迪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施密特等重要外國客人。在公開場合看到的他,依然是精神矍鑠,談笑風生。但是,回到家裡,我們卻常常見到他一個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閉著眼睛,緊緊地皺著眉頭。

跟著父親經歷了這麼多的政治風浪,僅憑著我們自己的經驗,便知道事端既起,就一定會有不可預料的險況。父親雖然處於政治險境,但在表面上,看不到他有任何情緒上的變化。每日,他依然保持著原有的作息和生活規律,按時起床,按時吃飯,按時看文件,按時上床看書、睡覺。不過,我們作為他的家人,則要隨時關注事態的發展。

有一次,父親陪毛澤東見外賓回來,時間已經很晚了。看著父親十分疲憊的樣子,母親給他吃了安眠藥安排他睡下。父親睡著后,母親和我們給父親整理衣服。十分意外地,在他的衣服口袋裡,我們看到一張便箋紙,紙上幾個大大的字,這是毛澤東的字!我們知道,毛澤東說話已經有困難,有時會把要說的寫下來以表達他的意思,但沒想到,我們竟會親眼看到毛澤東寫的字。我們壯著膽子,把那張便箋紙拿了出來。在台燈暗暗的光線下,媽媽、鄧楠和我,三個人把那個便箋拿著,極其認真地研究了起來。便箋上面的幾個字大大的,每一個字的筆劃都是彎彎曲曲的,有的字完全認不出來。因為這些字的意思不是連貫的,可能只是毛澤東在說什麼的時候進行的補充,所以我們極力研究了半天,也沒猜出這些字代表什麼意思。其實,我們並不是對毛澤東的字感興趣,而是急切地想從中找出關系到父親政治命運的寓示。父親一向很嚴格,我們偷看了他的東西,已經是“犯戒”了。我們不敢聲張,看完后,趕緊把那張毛澤東寫了字的便箋紙,悄悄地放回了父親的衣服口袋裡。如果不是處在那樣的非常時期,我們家裡的人絕對不會干這樣“出格”的事情。

我們知道父親正在受到批評,但不會向他問什麼,一來是問了他也不會告訴我們,二來還會惹得他心煩。我們這時能做的,隻有更加地體貼他,以家庭的溫暖盡可能地舒散他心中的不快。

我們盡量多地陪在他的身邊,讓孫兒們在他面前玩耍。但當父親開始閉目沉思的時候,我們就趕快把鬧著玩著的孩子們帶走。我們一個個也都低聲細語,或靜靜地陪著他坐在那裡,生怕打擾了他或煩著他。平時總是嬉笑熱鬧的家裡,會一下子變得出奇的安靜。夜間,在昏暗的走廊上,隻點著一盞台燈。父親一個人,坐在燈下,常常一坐就是很久,很久。

在東交民巷十七號我們的樓裡,這時依然是進進出出,人來人往。隻不過,來的人不同,來的目的也就不同。

李先念、紀登奎副總理和胡喬木等時常會來,他們是來談工作的。鄧穎超常來,她是來談總理的病情和治療事項的。王海容和唐聞生更是常來,她們二人有時是來和父親本人談事,有時則來找父親的秘書王瑞林。因為經常陪外賓,可以見到主席,可以跟主席說得上話,王海容和唐聞生當時處於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澤東身體不好,晚年更是不輕易見人,連主持中央工作的高級領導人也輕易見不到他。所以,如有事情想要向毛澤東匯報,有時隻有通過王海容和唐聞生。她們二人會在陪外賓見完主席后,利用機會向主席講上幾句。江青就曾經多次把王海容和唐聞生找去,讓她們向主席轉達她的意見。不過,王海容和唐聞生兩個人,從心裡討厭江青,與“四人幫”那伙人格格不入。她們崇敬周恩來,也崇敬鄧小平。周恩來和鄧小平也信任王、唐。重病之中的周恩來,經常找她們談事,其中有外事工作方面的,更有與“四人幫”作斗爭的重要事宜。基於同樣的原因,王海容和唐聞生也是我們家的常客。父親有事情常找她們二人來,比如有事要向主席報告,或者有事要探詢一下主席的意思,也都交待王、唐去辦。在那個時候,在與毛澤東保持溝通方面,王海容和唐聞生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當毛遠新向毛澤東告狀,父親受到批評后,王海容和唐聞生因受“牽連”,已經不像以往那樣在主席面前說得上話了,但是,她們仍是常常來我們家,常常和王瑞林一聊就聊上半天。和我們全家一樣,對於形勢的估計,她們二人也已經感覺到越來越不樂觀。在“批鄧”開始以后,來我們東交民巷的那個家的最后的客人,就是王海容和唐聞生。

在東交民巷十七號,還來過一個極其特殊的人,那就是毛遠新。毛遠新向毛澤東告了鄧小平的狀,毛澤東知道毛遠新對鄧小平有意見和看法,他讓毛遠新找鄧小平談談,把意見直接向鄧提出來。毛遠新奉毛澤東之命來了。那一天,知道毛遠新要來,也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們在家的人都十分地戒備。毛遠新來了,一副新貴的模樣,派頭十足。父親則抽著煙,沉靜地坐在會客室裡等他。來人落座,便開始談了起來。客廳的隔壁,就是我住的那個原來的書房。這個房間和客廳僅隔著一個木板做的書架,客廳裡的聲音大一點就會傳過來。那天,恰巧我和鄧楠在屋裡,從偶爾傳過來的聲音可以聽得出,父親和毛遠新這次的談話並不愉快。毛遠新走的時候,父親沒有送客。從客廳走出來時,父親還是那樣的沉默,也還是那樣的從容。他不會因為毛遠新的“告狀”而改變進行全面整頓的大政方針。這個決心,他早就下了,從他回北京的那一刻起就下了,從他復出工作之時起就下了,從他堅定地進行全面整頓的時候起就下了。“四人幫”鬧,他沒有動搖過﹔毛遠新加進來鬧,雖然形勢更加艱難,他依然沒有動搖。九年以來的風風雨雨,早就練就了他那堅定的信念,早就鑄成了他那絕對不會動搖的決心。

11月10日,鄧小平找胡喬木談工作時,鄧小平談起他因轉劉冰的信而受到批評。胡喬木對鄧小平說,不只是轉劉冰的信的問題,可能對於鄧小平全面整頓的做法,毛澤東早就有意見。他們二人對於形勢的看法,已經越來越清楚。批評鄧小平,是基於更深刻的政治原因。這場風波,是不會停息的。

在這個期間,原來由毛澤東以“幫助工作”的名義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現在王洪文回來了,鄧小平便於11月15日給毛澤東寫信。鄧小平在信中寫道:“現洪文同志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開的十七人會議,亦應請洪文同志主持。”毛澤東看到鄧小平的信后,當晚即在鄧的信上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一會再說。”毛澤東沒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機會讓鄧小平去職,表明他還沒有下定決心去掉鄧。毛澤東沒有讓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雖然讓王洪文回京,但卻不想把權力交給王洪文,或者說交給“四人幫”。毛澤東雖然開始對鄧不滿意了,但對“四人幫”的不悅,並沒有因此而改變。鄧小平是否還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換人。要換人,換誰呢?毛澤東還在觀察,還在考慮,還沒有想好,因此“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過一會再說”。毛澤東此時的心態,應該說是復雜的。

不久,形勢急轉直下。

這期間,除了毛遠新的作用外,已經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機向毛澤東進讒言,說鄧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幾次開會的時候,鄧小平採用的是一副絕不妥協的態度,這些因素綜合到一起,使毛澤東認為,到了這個時候,問題已不只是“統一思想”“加強團結”這樣簡單,而變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這樣嚴重的程度。毛澤東下定決心,要在他的生前,鐵板釘釘地為“文革”作出定論,讓那些不滿“文革”的人永遠不能翻案。

(未完待續)

(責編:秦晶、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