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紅七軍前委（后改稱紅七軍團委，又稱小前委）書記鄧小平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6月，鄧小平要求去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得到批准。8月初，到達江西瑞金。
瑞金是鄧小平向往的地方。在來之前，他對瑞金就充滿著美好的想象，深知縣蘇維埃政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成立，朱毛紅軍曾多次在瑞金進行革命活動。眼下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瑞金的革命斗爭，一定會像這8月的天氣般熱氣騰騰，參戰支前一定會搞得如火如荼。可是，現實出乎鄧小平的意料：此時的瑞金，沒有笑語，沒有歌聲，看不到放哨的赤衛隊員，看不到商人在集市經商，找不到縣委、縣蘇維埃政府機關，連蘇維埃的干部都難以遇到。而看看牆壁，到處貼滿了肅反標語。這是為什麼?原來，時任瑞金縣委書記的李添富極力推行“左”的肅反擴大化政策，主觀臆斷瑞金有個“社會民主黨”組織，將原縣委書記鄧希平、縣蘇維埃主席肖連彬、縣總工會委員長楊舒翹等大批領導干部和積極分子殺害，致使各級干部被迫紛紛離鄉外逃，全縣處於一片血腥恐怖之中。
正在這時，由上海黨中央派到中央蘇區工作的余澤鴻和贛東特委書記謝唯俊，也來到瑞金進行調查。一天晚上，他們三人在瑞金老共產黨員楊世珠家裡秘密開會。鄧小平說：“瑞金的黨組織被壞人把持，反革命十分猖獗，大批革命群眾遭到殘殺，全縣田野荒蕪，雜草叢生，人煙稀少，街道冷清，到處死氣沉沉，一片蕭條景象。”三人經過研究，一致認為，必須改變縣委領導，恢復縣蘇維埃的正常工作。鑒於當時交通阻隔，通訊不便，來不及與中央取得聯系，他們商議，推舉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主持瑞金全盤工作，方法是先作調查，后正式宣布。
1931年春天，閩西蘇區在當時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及黨內極“左”思潮的沖擊下，掀起了一場反對“社民黨”的狂潮，大批蘇區干部及紅軍指戰員被控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而遭到整肅。毗鄰閩西的瑞金，也被這股強大的黑風所侵襲。半年前從福建被派到瑞金擔任縣委書記的李添富，篤信“社會民主黨”在瑞金的存在，十分贊賞閩西大搞刑訊逼供的做法。上任不久，便把肅“社會民主黨”的瘟疫帶到了瑞金並親自擔任了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他為了掀起清洗“社民黨”的高潮，慫恿手下工作人員層層加碼，允許“先斬后奏”，“可以根據口供抓人和審訊”。於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有點文化的人、有點錯誤和毛病的人、不滿極“左”做法的人，統統被指控為“社民黨分子”而遭到逮捕、關押、拷打、逼供、處決，被殺干部、群眾有名有姓的就達435人，其中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部長以上的領導干部28人。瑞金縣城對面的一座山上，一次就有100多人被集體殺害。
鄧小平看到瑞金這種情況，非常憤慨，強烈感到這場肅反運動給瑞金這塊紅土地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危機，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他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奮不顧身地勇敢挑起扭轉瑞金乾坤的重任。他一面穩住現任縣委書記李添富和現任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謝在權，一面指派6名得力干部組成調查組，由金維映帶隊深入到各區鄉了解情況。調查組悄悄來到肅“社會民主黨”最嚴重的武陽、挑陽等區鄉調查。事實讓人觸目驚心：從5月到7月，幾乎天天有人被槍決，有時一天槍決多達五六十人，少則也有一二十人。武陽區委、區蘇維埃為此一度癱瘓，無人負責。人們見到縣裡來人，就扛著紅旗上山，躲藏起來。經過20多天的緊張調查，鄧小平了解到這一嚴
重局面后臉色鐵青。他很少說話，只是不停地抽煙。他認為，要扭轉瑞金亂捕亂殺的現象，必須發動群眾撕開李添富的假革命面具。於是，他回到縣城后立即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揭發、控訴極“左”肅反路線濫殺無辜的滔天罪行。李添富也參加了會議，但鄧小平沒有讓他發言。李添富感覺風頭不對，再不敢下令殺人。
9月初，鄧小平認為反擊的時機已到，就召開縣、區、鄉三級主要干部會議，公開亮出了自己新任瑞金縣委書記的身份，要求大家認真討論如何糾正肅反的偏差，如何撥亂反正。鄧小平在會上憤怒地說：“李添富是什麼人?是反革命!你們不要怕，上級有人在這裡給大家撐腰。”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果敢地下達命令：拘捕民憤極大的李添富和謝在權，立即釋放300多名在押的貧農、中農等無辜干部群眾，對地主、富農則按黨的政策予以區別對待。
9月下旬，鄧小平在綿江中學主持召開瑞金縣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健全新的縣蘇維埃政府機構，選舉黃正為縣蘇維埃政府主席。接著，群情激憤地公審了屠殺革命群眾的幾個劊子手。會議結束后，將罪大惡極的李添富和謝在權押上了斷頭台。瑞金人民聞之拍手稱快，全縣形勢立刻由人心惶恐轉到歡歌笑語，整個局面很快大為改觀。干部群眾紛紛伸出拇指說：“鄧書記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來了，瑞金還不知道會殺害多少革命同志。”鄧小平在瑞金傾力糾正肅反錯誤的一系列舉措，受到中共贛東特委的表揚，也得到上海黨中央周恩來的贊賞。（馮都）
（摘自《黨史博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