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發生了太多的事件。這一年，在新中國歷史上，無論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是不容忽視的一年。
這一年，毛澤東因患白內障，雙目幾近失明，不能看文件，也不能看書。這種狀況，等於把毛澤東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和樂趣，統統剝奪了。毛澤東這時所經歷的無奈、焦慮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毛澤東處於這種狀況，為之操心的是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的同志們。毛澤東的眼疾，能不能進行治療，怎樣治療，怎樣確保安全地治療，成為中央政治局關心的一個大問題。1975年7月6日，周恩來不顧自己的病痛，主持召開了有
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汪東興，及王海容、唐聞生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毛澤東眼病治療方案。7月20日，周恩來再次主持有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汪東興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定給毛澤東的眼睛施行手術治療，並具體研究了手術實施方案。
要治白內障，唯一的辦法就是做手術。毛澤東不愛看病，更不喜歡做手術，但是隻有做手術才能讓他重見光明，他終於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見，進行手術治療。7月23日晚，由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主持，給年近八十二歲的毛澤東施行了白內障治療手術。周恩來特地從他所住的醫院出來，前往毛澤東的住處，一直守候到手術安全順利施行完畢。手術后，毛澤東可以戴上眼鏡重新看見東西，心中甚是高興。重獲光明，能夠重新看書、看文件和批文件，毛澤東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
在毛澤東治眼睛的時候，全面整頓的工作正在更大規模地展開。對於全面整頓和整頓所取得的成效，毛澤東基本上是支持和贊成的，但對一些他認為有疑義的問題，也採取了保留的態度，如科學院草擬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匯報提綱》），在毛澤東處就沒有獲得通過。當舉國上下為全面整頓的新風所振奮的時候，誰也沒想到，不久之后，形勢發生了重大轉變。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毛澤東所患白內障經治療雖有好轉，但眼力仍然不好，所以毛澤東看書時常會請人代讀。8月14日，北大中文系女教師蘆荻給他讀中國古典小說《水滸》，毛澤東一邊聽，一邊隨意地談了對一些古典小說的評價。他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然后談到了《水滸》。毛澤東說：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他說：“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毛澤東酷愛中國古典文學，對每一部古典名著不但極其熟悉，而且均有獨到的見解。在他重讀《水滸》的時候，他一邊聽，一邊有感而發，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事件偏偏就由此產生了。
如果是一個普通的人，發一點議論，發什麼樣的議論，都無關大局。可這次發議論的卻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絕對權威和無尚崇高地位的毛澤東。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指示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哪怕是有感而發的隨便的一句話，都會變成“最高指示”，都是至高無上的。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一定都記得，每當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的時候，立刻就會迅速地“傳遍祖國上下，大江南北”。不論是白天，還是深夜，隻要有“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立即就要擁上街頭，擁到天安門廣場，去歡呼，去游行。“文革”中的許多“革命進程”，都是用這種方式來指導進行的。一個“最新指示”的發表，往往預示著一場新的“運動”或者“斗爭”的爆發。更何況，在“文革”中，還有像“四人幫”這樣一些“有心人”，他們隨時隨地都在注視著毛澤東的新動向和新言論，一旦他們認為有機可乘，立即會“不
失時機”地加以渲染和利用，作為他們的“戰斗”武器。
毛澤東談《水滸》的當日，教師蘆荻將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文。當天，“四人幫”的大筆杆子姚文元便得知此事。他如獲至寶，感覺到時機來了，立即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提出將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和他寫給毛澤東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寫作組”，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澤東看到姚文元的信后欣然批示：“同意。”
這樣一來，“評《水滸》”就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8月28日，在姚文元的策劃下，黨刊《紅旗》雜志發表了題為《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的短評。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長於會泳等開會，說評《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她居心叵測地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四人幫”的精心部署下，8月31日，黨報《人民日報》轉載了《紅旗》雜志8月28日的短評。同一天，《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評〈水滸〉》。看看這篇文章的小標題吧：一、一條投降主義路線﹔二、一個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義哲學。但凡是明眼人，一看這些觸目驚心的小標題，便可知道該文蠱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報》的文章發表后，由“四人
幫”一手制造，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評《水滸》”“批判投降派”的運動。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公布了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在“四人幫”的策劃下，該社論把評論《水滸》說成是在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斗爭，一下子造成了開展大批判的氣氛，並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周恩來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對於“四人幫”發起這一場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來和鄧小平心裡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來在與人談話時說：“他們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間，鄧小平在部分省委書記座談會上說：“評論《水滸》是怎麼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讀了三個月，讀了以后，主席發表了這一通言論。有人借這做文章，想搞陰謀。”周恩來和鄧小平都知道，他們面臨的，又將是一場生死惡戰。
從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來忍受著與癌症作斗爭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喬冠華等談話，還多次找王海容和唐聞生談話，甚至找江青等人進行談話。他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爭，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與“四人幫”作最后的斗爭。
在這個危難時刻，鄧小平的心，與周恩來緊緊連在一起。8月7日，周恩來到手術室做治療，他的忠誠的戰友鄧小平在醫院守候著。9月17日，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9月19日上午，鄧穎超到鄧小平的住地，與鄧小平談周恩來的治療情況。周恩來目前的病況，實在不容樂觀。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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