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農村改革有不解之緣，他的一生是致力於探索農村改革的一生。他的憂與樂、苦與甘、起與落、榮與辱都與農村改革相關。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鄧小平因反對“左”傾路線“進攻城市”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受到批判﹔五六十年代，他從農村實際出發，提出要“從生產關系上解決”農業本身的問題。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支持“三自一包”，這實際上也是支持農村改革的試驗。1974至1975年，他大力抓整頓，要把經濟搞上去。他說“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七十年代末，他復出后，關注的重點仍然是農村改革。他指出，“前一次三中全會(即十一屆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解決了搞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多種經營，使農民有經營管理自主權等政策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主張放權給基層和農民，當一些地方干部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理解時，鄧小平又耐心做工作，教育干部，並採取“允許不同觀點存在，拿事實來說話”的做法，讓一部分先富起的地區帶動和幫助落后地區。他主持中央工作時，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一年一個“一號文件”都是圍繞農村改革、發展農村生產力這一中心主題展開的。
鄧小平為農村改革，可以說是寢食難安，嘔心瀝血，而且受盡苦難和委曲，但他百折不撓，堅定不移。鄧小平對農村改革如此傾情，而且憚精竭力，既與他對中國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有關，更在於他對中國國情、中國農村狀況的深刻認識和為人民謀利益的崇高思想。歷史已經証明，沒有鄧小平就沒有農村改革及其成就，就沒有中國農民今天的富裕，就沒有社會經濟生活的穩定，就沒有城市的繁榮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圖為1981年9月9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公明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竹入義勝，談到中國農村改革時說，“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們已經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標並不是很快能實現。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問題。” (記者 趙大國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