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致力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富裕幸福是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提出的著名的衡量工作得失的“三個有利於”標准，其中之一就是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中國農民是中國人民的主體，農民的富裕幸福必然具有優先的戰略地位。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深入研究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對於解決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是以消滅貧窮論為基礎和理論出發點展開的。它包括互相聯系的三個組成部分，即農民脫貧論、農民致富論、農民扶貧論。
農民脫貧論
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留給中國農民的是延綿不絕的苦難和無窮無盡的貧窮。建國以后，在同步富裕願望的驅使下，我國力圖通過平均主義之路實現整個社會的脫貧和同等富裕。但是，同步富裕的良好願望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導致共同貧窮。事實証明，同步富裕絕非中國農民脫貧的現實之路。鄧小平的農民脫貧思想就是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的。他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平均主義的致命病根在於窒息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隻有打破平均主義，農民脫貧才有希望。
改革脫貧是鄧小平脫貧思想的重要特征。他指出：“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到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根據自己的特點，自己國家的情況，走自己的路”，就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就是走改革之路。為此，他倡導農村改革，尊重農民的選擇。農村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廣大農村的恢復，既是公平的，也是合理的，充分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基本解決了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標志著鄧小平農民脫貧思想的偉大勝利。
在中國，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許多農民脫貧容易，返貧更容易。因此，鄧小平諄諄告誡廣大干部不能產生麻痺思想，要始終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他說，“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農村富起來容易，貧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農業就完了。”可見，防止農民返貧也是鄧小平農民脫貧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農民貧困的內容、標准也在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加入WTO，農民脫貧會面臨一些新情況，如農民“賣難”問題會更加突出﹔鄉鎮企業發展會遇到新的困難，城市下崗職工增加，由此將影響農民非農產業就業機會等等。所有這些，都會增加農民返貧人口數。我們必須盡快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快農民合作化進程，從而為防止農民返貧提供堅實的制度保証。
鄧小平還論述了農民脫貧的重要意義：首先，農民脫貧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就我們國家來講，首先是要擺脫貧窮。”“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連溫飽都沒有保障，怎麼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其次，農民脫貧也是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提供物質基礎。一個農業大國，如果離開農民的脫貧致富而去空談國家的強大，無異於痴人說夢。貧困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逐步消除貧困，一個國家就難以長期保持社會穩定﹔沒有穩定，就根本談不上經濟和社會發展。
農民致富論
鄧小平農民致富論包括農民致富性質、致富方法、致富道路、致富保証等內容。
關於致富性質，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出“致富不是罪過”，鼓勵廣大農民大膽致富。他說：“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這就為我國農民沖破“左”傾思想的束縛、實現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鄧小平“致富”思想的指導下，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富民政策鼓勵農民大膽致富，從而使“致富光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
關於致富方法，鄧小平提出農民致富的基本方式是勤儉勞動、科技致富、合法經營和發展鄉鎮企業。勞動致富、科技致富、經營致富是農民致富的三種基本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三者的關系是：勤勞是農民致富的起點，也是農民致富持久的動力﹔科技是農民致富的依托，沒有科技知識則難以尋找致富的門路﹔善於經營則是農民致富的訣竅，沒有經營則不能實現致富的質的飛躍。
鄉鎮企業是農民經營致富、集體致富的好形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鄉鎮企業在廣大農村茁壯成長起來並成為農民增加就業和收入的主渠道。不過，發展鄉鎮企業並不是除以上三者之外的致富方式，它作為我國農民一種獨創的綜合型、集體型致富方式，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他說，“農村改革中的一大特點就是發展鄉鎮工業”。
關於致富道路，允許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規范收入分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農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允許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是農民共同富裕的前提。鄧小平揭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的示范效應與帶動效應。他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農民可以帶動未富者致富，允許一部分農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也是提高效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應當看到，部分先富作為共同富裕的途徑，是發揮其正效應的結果，但先富與后富也存在矛盾。要避免先富不幫后富、非法先富誤導后富、先富與后富凝固化的現象，使共同富裕真正成為先富的目的和歸宿。
關於致富保証，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是農民致富的必要條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農民致富的政治保証。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物質富有與精神富有總是互相促進的，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為農村物質文明建設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証。鄧小平指出：“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隻要我們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領導全民致富的核心作用，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扶貧開發論
扶貧開發工作不僅是一項經濟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是關系到我國未來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大政策，是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的具體體現。鄧小平的扶貧思想包含了豐富的內容：
其一，扶貧是事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客觀要求。“我們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農村先見成效，但發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農村地區還沒有擺脫貧窮，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區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區。”因此，扶貧的歷史任務必然要降臨在新時期黨和政府的肩上，扶貧是經濟社會發展統籌兼顧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二，扶貧有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鄧小平指出，扶貧“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扶貧不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而是一個全社會共同進步的過程，是一個國民經濟整體推進的戰略，是一個雙贏的結局。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共同富裕之路，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必須重視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民。
其三，扶貧是先富幫助后富的一項義務。鄧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扶貧絕不是一種恩賜，更不是一種憐憫，而是一項應盡的義務。對於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和人們來說，幫扶貧困最終也是幫助自己。
其四，扶貧要做踏實工作。鄧小平說：“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這個問題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要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要堅持扶貧工作到村到戶，真正使貧困戶受益，絕不能不分貧富平均扶持。扶貧開發就是為農民群眾做的一項踏實工作。
其五，扶貧首先是物質上的幫助和支持，但又不僅僅是物質救助。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就是要改變單純“輸血”式的救濟，更主要的是幫助農民學習科技，改善經營，提高能力，獲取信息，開辟致富門路，增強自身“造血”功能。
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農民扶貧思想，指出要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堅持扶貧到戶﹔同時要堅持經濟開發要同智力開發相結合，開展科教扶貧。開展科教扶貧，就是要把扶貧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依靠教育提高農民素質的軌道上來，這就是科教興農戰略。
世界反貧困斗爭的歷史表明，反貧困不是暫時性的突擊任務。即使最發達的國家也還存在相對貧困，臨時性的政策性扶貧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人們呼吁從政策性扶貧向制度性扶貧轉化，做到扶貧開發與整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結合起來，與西部大開發、實現共同富裕等目標結合起來。(孟志中 陳佔安)
（摘自《當代中國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