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制度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鄧小平親自決策和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經過30來年的長足發展，現在已成為我國有計劃、有目的培養高層次人才的一項重要制度﹔博士后研究人員成為最活躍、最具創新能力的高層次青年人才群體。撫今追昔，倍感鄧小平當年決策的高瞻遠矚和英明果斷。
“拿來主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的鄧小平面臨不容樂觀的局面：高級專業人才斷層、緊缺，各科研機構、高校等部門人才匱乏、青黃不接。為此，鄧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學習。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派人出國留學也是一項具體措施。”這時派留學生還帶有探索性質，其中採取的一項措施就是派10個人到美籍華人、著名物理學家丁肇中的實驗室學習(丁肇中時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另外，還派人到美籍華人、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教授那裡學習。鄧小平解釋這樣做的政策是“拿來主義”——“凡是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我們都要拿過來。”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訪美期間，鄧小平同美國正式簽訂了中美互派留學生的協議。美方確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來自中國的500至700名留學人員。1979年初，最初的52個訪問學者被分到了美國的幾十個不同的學校裡。兩年后，他們學成歸國。赴英、日、德、法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也陸續踏上求學征程。
李政道的CUSPEA計劃
對中國十分友好，自1972年起多次回國講學、探親、訪問並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的美籍華裔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博士非常關注中國這一重大舉措。他發現到美國的這52名留學生去的都不是美國第一流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校的物理系裡沒有一個中國正式派去的研究生。這促使他提出一項培養高端研究人員的計劃——CUSPEA（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其費用（生活費、學費、醫療費等）全部由美國民間負擔﹔目的是使中國研究生進入美國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國學生完全一樣的訓練。
鄧小平也大力支持這一項目。從1978年開始，我國政府決定向外國增派留學人員。到1984年，共向54個國家派出留學人員2萬多人。絕大多數留學人員勤奮攻讀，取得良好成績，他們之中已有1萬人先后學成歸國，正在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還有1萬1千多人在國外繼續學習。自費出國留學人員有7千多人。
與此同時，自1981年以來，我國在國內招收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已近千名。從1978年開始，選派出國的研究生累計已有3000余名，到1984年已陸續有人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工作。
學成歸國以及國內培養的高層次科技人員如何安置，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很現實而緊迫地擺在黨和政府的面前。“博士后”制度，是世界各科學發達國家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徑。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一批專家學者也建議在我國實行“博士后”的制度。
1983年3月9日上午11點至12點半，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李政道時，鄧小平說：“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動站’的建議我已看到。我們亦設想過很多方案，但沒有那麼具體。（人才流動）問題不解決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費。國內知識分子擔心待遇低，但最關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發揮長處。”
李政道解釋說：“如建100多個站，每站10人，永遠保持，就有1000多名年輕人（包括所有學科）。流動了可利於選人，看得出哪裡合適。一個站可從屬於一個院（所），但站的位置一定要保持，這像個泵，水可流動起來。僅一個所，流動不起來，現如建這麼多站，就可流起來了。”
陪同會見的盧嘉錫說：“這種流動站可一試，但一定要全國一起考慮，靠一個單位是做不到的。”
鄧小平說：“這個問題我們始終沒有解決好。”“現在我們要避免頭腦發熱，但不管怎樣，科學和教育要多投資。”“現在財政情況還好，要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鄧小平一錘定音：“這是新事物，新名詞。”“我贊成，同意了。”
李政道提出的問題給鄧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觸發鄧小平更加關注這個問題。
1983年秋，《延安報》記者楊捷文在採訪中發現，陝西延安地區有個李武強，西安市人，青年知識分子，1970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無線電工程系，后被分配到富縣廣播站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認真鑽研電真空學，自修了俄、日、英、法四國外語，並於1980年2月考入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是“文革”之后，我國最早派出的公費留學生之一。1982年李武強以優異成績獲得法國巴黎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5月他回到北京。但由於一些主管部門互相推諉，一年半過去了，他仍然沒有被分配工作。有關部門本著“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原則”，一紙調令直接將李遣回原工作單位--陝西省富縣廣播站“等待分配”。因為專業對不上口，李武強隻好作一名普通工人。楊捷文多次採訪李武強，經過分析研究，寫了一篇《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留法學生回國一年半后還未分配工作》的內參稿。11月10日《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第590期作了專文刊登。
11月16日，鄧小平看到這篇文章，作出批示：“請國務院檢查。天天講缺人，有人不能用、不會用，為什麼？是誰的責任？如何糾正？需要弄清楚。”他還在文章的標題下用紅筆畫了兩道粗重的紅杠杠，以期引起特別重視。
根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批示，國務院決定在全國進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大檢查、大落實工作，並為此專門發了文件。國家勞動人事部調配司司長親自來延安辦理了李武強的調動手續，分配李去國家機械工業部北京自動化研究所，並擔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后調入國家科委，負責高科技、新技術開發工作。鄧小平特別關注這次“國務院檢查”，親自聽取了中央書記處的匯報。
1984年4月27日，應中國科學院邀請，李政道來華進行為期4周的講學訪問。5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李政道及夫人。李政道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博士后在國外的發展情況，以及在中國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條件等。李政道提出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希望國家撥款2000萬元人民幣建立十幾個“博士后流動站”作試點﹔二是國內主要機構要採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總理級別的領導來牽頭監督落實這件事。
對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幾個流動站的建議，鄧小平說：“10個站，隻解決200人，是否太少了。”“10個太少，回來幾千人，還有其他專業，也要採取同樣的方法。”
李政道強調：“現在以物理為試點，成功后可以推廣到其他專業，所有學科，包括工業部門。但每年回來討論，都沒有落實，我這次是想落實。”
對此，鄧小平說：“我們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用，這個方法很好，我贊成。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這是新事物，新名詞，我第一次聽到……我贊成，同意了。”
鄧小平談話后，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立即採取措施落實。1984年7月21日，全國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談會上提出5條促進人才流動的措施，其中第3條是：“建立博士后流動站。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回國后先可以在流動站工作兩年到四年后再由科技干部管理部門統一分配工作。”有上百個科研和教育部門提出了建站要求，國家有關部門決定首先選定20個單位，開展“博士后”研究試點。
意義深遠：博士后制度正式建立
1984年9月30日，李政道來華參加國慶35周年慶祝活動。在科委主任宋健的贊同下，他主持了數次由中科院和教育部有關領導參加的討論會，於10月10日初步確定了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建立博士后流動站的“方案”和國家博士后科學基金試行“條例”（均為草案），明確了設站的指導思想，建立了組織協調機構，而且對博士后研究人員從進站條件、工資待遇到離站后的去向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10月下旬，3位不久前從國內外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應聘來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繼學位制之后，我國開始正式試點“博士后”培養制度。1985年5月，國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試辦博士后流動站的報告》。
1985年7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准這個報告，決定在我國試行博士后研究制度，並撥出專款用於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7月17日，全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管理協調委員會成立。管委會決定，在73所高等院校、科研單位設立102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兩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250人。
鄧小平決策建立的博士后制度適應國家促進高層次人才流動、學術交流，促進交叉學科發展，促進科研活動服務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高層次人才的使用和培養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蔣永清）
（摘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