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召開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不顧反對，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這就更讓林彪、江青等人心存揣測和不安。
林彪雖已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但他深知，隻要鄧小平一天不倒，就威脅尚存。唯有置鄧小平於死地，方可解除后顧之憂。林彪、江青等指使“鄧專案組”加緊進行工作。
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鄧專案組”，首要任務是盡快突擊攻下鄧小平歷史上叛變自首的問題。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為加強“鄧專案組”的外調力量，從駐京西賓館的“葉向真（葉劍英的女兒）專案組”抽調人員進行補充。兵強馬壯的“鄧專案組”加快了活動步伐，四方八面搜羅取証。
赴陝西小組調查鄧小平1927年初由黨派駐馮玉祥部隊時的情況﹔
赴上海小組調查1928年鄧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和1930年、1931年兩次從廣西紅七軍回上海匯報工作的“臨陣脫逃”的情況﹔並提審有關人員訊問鄧留法勤工儉學時期的情況﹔
赴安徽小組查找鄧1931年代表中央巡視安徽省委工作時有無“叛變”的線索﹔
赴江西小組全面調查鄧1931年到中央蘇區后的活動﹔
赴廣西小組查証鄧1929年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活動﹔
赴湖北小組負責提審鄧的弟弟、原武漢市副市長鄧墾﹔
赴四川小組負責審查鄧的家世及在家鄉的“反革命”活動﹔
赴天津小組找人調查鄧當年在馮玉祥部隊的情況﹔
還派員前往廣東、寧夏、湖南、遼寧、江蘇等地找鄧當年的老部下調查取証。
“專案組”人員“重任在身”，絲毫不敢懈怠。他們快馬加鞭，不辭辛苦地到處調查取証，僅赴廣西小組的三人，在不到兩個月裡，就跑了四個地區，二十二個縣，提審調查了二百多人。
這是在外地。在北京，“專案組”也沒閑著。1969年夏季，冒著炎炎烈日，專案人員整日奔忙，找在京的人証進行調查，滕代遠、袁任遠、莫文驊等老同志均受到訊問。在調查中，“專案組”人員面對的，時常是一些老同志、老將軍。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共產黨員，對於“專案組”用心險惡的查訊，有的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予以回答，有的則干脆回避或不予理睬。當“專案組”人員找大將張雲逸調查時，就被以“首長身體不好”為名吃了閉門羹。“專案組”人員也是急瘋了，竟然在黃永勝和吳法憲的親自安排下，不知天高地厚地找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聶榮臻進行調查。1969年7月20日，在京西賓館的一個小會議室裡，德高望重的聶帥坐在一張藤椅上，對著“鄧專案組”人員的提問，款款而談。聶帥從青年時代起，從20年代初期留法勤工儉學時起，就與鄧小平成為戰友，相知甚深。讓他談鄧小平，他可是知道得太多了。聶帥談得極富耐心，一談就談了差不多四十分鐘。他談的內容，等於把他的老戰友的履歷，從頭至尾地述說了一遍，至於“專案組”人員所要的“罪行”和“問題”，連隻言片語也未涉及。最后，聶帥說了一句：“我身體不好，今天就談到這裡吧。”之后，在秘書的陪同下，頭也不回地走了。“專案組”人員聽了半天，居然一無所獲，不禁大為懊喪，悻悻然返回了他們在翠微路的辦公室。
從1968年6月起，在一年半的時間裡，“鄧小平專案組”為搜尋所謂鄧“叛變自首”等罪証，先后派出外調小組九十三批，外調人員二百二十三人次，地域涉及十五個省、市、自治區，一百四十多個市、縣，行程三十多萬公裡。僅在北京，就多次往返出入於中組部、中宣部、交通部、公安部、統戰部、化工部、一機部、七機部、水產部、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辦公廳、中央調查部、中辦機要局、對外文委、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北京市革委會、北京衛戍區、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民航總局、中科院及其學部、宗教局、中央高級黨校、中國歷史博物館、空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北京農業大學、解放軍政治學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國人民銀行、馬列主義編譯局、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民革中央、秦城監獄等近百家單位。
鄧小平革命歷程這麼長，工作過的地點這麼多，涉及的面又這麼廣，全面調查起來，也真夠不容易的。
可以說，“專案組”的工作是相當賣力的。但是，在辛辛苦苦反反復復大量進行調查后，他們在給康生、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寫的一份報告中，不無遺憾地說：“關於鄧小平的歷史問題，經反復查檔、調查，到目前為止，除了入團、轉黨問題尚未找到直接人証，以及一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外，還沒有查到有被捕、叛變、通敵等重大問題的線索。”
在被認為最為要害的“歷史問題”上，“鄧專案組”希望落空。“專案組”沒有找到歷史問題，隻好在“現行問題”上做文章。在以上報告中，他們寫道：“鄧小平伙同楊尚昆在毛主席身邊搞反革命竊聽，招降納叛，包庇壞人、叛徒、特務等兩部分罪行，已獲得不少証據，准備送呈首長審閱。下一步工作，我們擬重點查其意圖搞反革命政變、篡黨篡政的陰謀活動，和裡通外國的問題。相應地核實其三反罪行。”三天后，康生批示同意，並將此件送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閱。
“專案組”在調查中僅剩的一個歷史疑點，也就是鄧小平的入黨問題，不久也有了了結。在上述報告轉到周恩來處時，周恩來在報告的下腳處批示：“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看到周恩來的這一証明時，那些“專案組”人員和他們的上司們，是何等的失望。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