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姓資姓社”的區分造成了最嚴重的思想束縛，成了“緊箍咒”。尤其在極左的“文革”年代，人們總認為，左比右好，左才是革命的，所以，“寧左勿右”盛行，造成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困難。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隻有解放了思想，真正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真正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主導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過，完全說明了這個道理。
痛定思痛，當年飢荒的記憶難忘
穿越劇熱播，有年輕人問我：“若讓你穿越，你最願意穿越到哪個朝代？”我答：“我隻想穿越到幾十年前，我的青少年時代。”“為什麼？”他們詫異，不解。我說：“我隻想把現在吃不了的糧食和肉送點過去，那時候餓得可真難受哇……”
我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前期，嬰幼兒時期食物並不短缺，可從我記事的50年代末期，人們就開始餓肚子了。那時各種物資都很緊張，城市人口的糧食、各種副食品以及和農村人口一樣的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按計劃發票証，都得憑票購買。票証多如牛毛，無論買什麼都要票，就連鹽巴、肥皂、牙膏、香煙等等都是如此。
其他物品短缺尚可艱難地湊合著過，可糧食太少讓人日子難熬。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城市人口糧食供應量減少到了僅僅能維持人生存的最低能量消耗，成年人每月19斤，每天隻有約6兩，每頓2兩。肉食極其稀缺，食油每月供應菜油4錢。蔬菜也很少，經常吃鹽水泡飯，或是滴點菜油抹一下鍋，把鹽炒炒，用來拌飯吃。人們長年處於飢餓狀態，長期營養不良。可偏偏這時上面又要求搞“公共食堂”，嚴禁各家各戶開伙，有些地方還派人到家裡拔鍋封灶。1960年秋我發蒙讀書，一天下午，還沒放學，我已餓得心頭發慌，難受極了。回家要了一兩飯票，跑去還沒開飯的食堂，買了一個比乒乓球大點的“米皮粑粑”來啃，這個小小的細糠粑粑就是我的一頓晚飯。那年一年到頭沒吃到一星半點肉，隻有在春節時，食堂才通知按人供應一點。我跟著四姐早早去到食堂，窗口前人擠得水泄不通，我們擠不贏，隻好排到后面。可不久前面傳來罵聲，說那些食堂人員是貪污犯。哦，肉沒有了，后面的人吃不到了。端著空碗回家，我傷心地邊走邊抹眼淚。
城市人口有供應糧，雖少，尚可“吊命”。農村人更慘，本來年景差，糧食收得少，可基層盛行浮夸風，上面不太了解具體情況，於是每個生產隊除了要向國家交“公糧”（農業稅）外，還必須完成糧食“統購”任務。這樣剩下的口糧遠遠不夠，餓死人的事並不鮮見，許多人得了水腫病，小腿水桶般粗，腫得發亮。
1962年，政策稍有鬆動，廣安農村實行了“三包一獎”責任制（作業組向生產隊包產、包工、包投資，統一獎賠），農民日子略為好過一點。城市居民口糧供應也增加到每月25斤（其中含20﹪的粗糧，如玉米等）。可是文化大革命一來，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四人幫”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農業生產又遭到嚴重破壞。“三包一獎”責任制被打亂，生產隊集體生產的模式進一步強化。若發現哪個生產隊膽敢偷偷多給社員劃一點自留地、田坎，隊長不但會挨批斗，恐怕還有牢獄之災。社員們搞點副業，想方設法掙點錢來改善生活、減輕貧困，則往往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被“割資本主義尾巴”，東西沒收，人遭批斗。
1969年至1973年，我在農村當“知青”，更加體會到挨餓的滋味難受。那時，每年分稻谷不到兩百斤，包谷、小麥各幾十斤。可干農活累，飯量大，這點糧食根本不夠吃。城裡的父母特別擔心我，從牙齒縫節省，不時給我點糧票，可一想到他們糧食並不寬裕卻還要支援我，心裡就十分難過。有一年青黃不接的春三月，我的糧食早吃光了，靠父母接濟過活。連續多日吃菜多米少的萵筍葉稀飯，還要出工干活，人餓得清瘦。回到城裡的家，母親一見，奇怪地問：“你的牙齒怎麼這麼黑？”對鏡一照，我滿口牙齒全像用墨水染過，這當然是萵筍葉的“功勞”。后來每天使勁刷牙，幾個月后才恢復正常。
我這樣的“知青”，日子都特別難過，一般農民就更慘了。一年，到頭糧食不夠就用“瓜菜代”，很多人靠吃糠咽菜度日﹔到春荒二三月斷了糧，隻好拿樹皮、野菜、芭蕉芋兒甚至觀音土（白泥巴）充飢。觀音土吃了屙不出，曾有小孩被活活憋死。
1976年春，鬧大飢荒。一天我從教書的鄉下回城，走到高岩，見對面山坡上一大片梧桐樹樹皮全無，露出一片慘白的樹干，令人觸目驚心。聽人說，有人剮了樹皮拿去晒干，磨成粉充飢。那時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廣安和全國一樣，正狠批所謂的鄧小平“右傾翻案風”。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明白按鄧小平的政策才有飯吃，都為他鳴不平，可又不敢明來，就暗中表達不滿。廣安縣委大門裡的花台上，有好幾棵臉盆粗的梧桐樹，有人故意跑去剮樹皮。已經剮完幾棵，眼看制止不了，工作人員隻好拿來油墨抹在樹干上，才保住了剩下的幾棵。飢荒實在太厲害，上面就從東北調來救濟糧——玉米，農戶可按人分到一點，但也維持不了幾天，大家仍然為填肚子的事發愁。
鄧小平給了我們溫飽，帶領我們奔小康
“文革”結束后，貧困問題成為各級領導和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按理說，什麼樣的形式、體制適合並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就該用什麼形式、體制。但是，由於“寧左勿右”、嚴格區分“姓資姓社”等固有思想觀念的束縛，誰也不敢放開集體生產的農村經營管理模式。
鄧小平對這一套進行了嚴肅的批駁。1978年2月1日，他在成都指出：“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也沒有，怎麼能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起強烈反響，有人批評它是“荒謬”“砍旗”，有的贊譽它是“東風第一枝”，是“一顆徹底摧毀‘四人幫’反動思想體系的重磅炸彈”。眾說紛紜，爭論四起。在鄧小平親自領導下，圍繞這篇文章的爭論最終發展成為一場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鄧小平說：“不要小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爭論。這場爭議的意義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秘密實行包產到戶，獲得大豐收，糧食產量猛增數倍。小崗村包產到戶的事被公開后，產生了極大的示范效應，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保障他們的經營自主權，發揮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當時人們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將是對中國未來走向產生深刻而又深遠影響的一次會議、是一次改變中國發展道路的重要會議。
回首當年，如果沒有鄧小平實事求是的分析和高瞻遠矚的決斷，沒有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就會繼續按照“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思維方式行事，思想繼續禁錮，繼續推行原來的一套集體生產的農村經營管理模式，那恐怕大家還得繼續餓肚子。
一些省份，由於當時的領導人思想保守，不敢放開政策。四川人民有幸，那幾年群眾中曾廣泛流傳著兩句話：“要吃米，找萬裡。要吃糧，找紫陽”。當時，萬裡和趙紫陽分別是安徽和四川的省委書記，在鄧小平支持下，他們帶頭打破左的禁錮，打響農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大膽支持農民改革之舉。1979年，廣安雖沒有完全實行包產到戶，但開始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經營方式，第二年全縣全面推行“包產到組”，農民基本能吃飽肚子了。大家對萬裡和趙紫陽的贊譽，實質上是對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歌頌。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農村問題發表重要談話，充分肯定包產到戶，指出：“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根據他的談話精神，各級干部認識到，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決定用包產到戶的辦法解決中國農村的貧困。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1980年底，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模式開始在全國推開，到1983年，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廣。
廣安從1981年開始，部分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1982年全面推行，並在協興公社試行包干到戶。1983年全縣全面實行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農業生產明顯跨上了新台階，糧食增產，溫飽問題很快得以解決。
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指引下，各行各業的改革全面推進，計劃經濟模式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模式，各種物資越來越豐富。計劃供應的各種票証於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全部退出歷史舞台，成為“文物”。往后，生活用品等各種物資應有盡有，大家的日子越來越好，逐漸過上了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
感恩鄧小平，沒有您，哪有我們今天的好日子﹔沒有您，我們國家哪能像現在這樣繁榮富強。家鄉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永遠銘記您的恩情！（夏孟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