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鄧小平與卓琳、孔原和許明在延安舉行婚禮時的合影。
婚后不久，卓琳隨鄧小平回到太行山抗日前線。
在卓琳的悉心照料下孩子們都健康成長。
50年代初的卓琳與鄧小平。
卓琳與鄧小平在江西的合影。
卓琳參加香港回歸儀式。
卓琳，彩雲之南的才女，黃土高原上的瓊英。從雲南宣威的富商之家走出，毅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39年9月與鄧小平相識相知，共結連理。她與愛人共沉浮、同甘苦，攜手走過了58載風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人生旅程。
卓琳是鄧小平的妻子，是他的秘書，也是戰友。無論是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還是百廢待興的建國時期，抑或熱火朝天的和平建設時期，卓琳始終以女性的溫情、善良和堅忍，默默地站在一代偉人的身后，用堅定的信仰和深深的愛，不斷給予丈夫力量和支持，陪伴著愛人度過“最痛苦的日子”，支持著偉人創造新時代。
卓琳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平凡到深沉，平凡到博大，最終用這樣的平凡去詮釋不平凡的涵義。有一種相守，在時光的長河中浸透了人世繁華，而無懼風雨，這平凡漸漸地就變成了偉大。今天，是卓琳同志百年誕辰，讓我們走近她，走近平凡中的偉大，去傾聽她講述和小平同志的故事。
A 真誠結緣
“我覺得這人還可以。他有知識，是知識分子。”
鄧小平與卓琳相遇相識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鄧小平兩次托人說媒，都被卓琳拒絕了，因為她不想嫁給工農干部。卓琳的拒絕，並沒有令鄧小平灰心，他決定當面和卓琳談一談。卓琳，這位曾經發誓抗戰不勝利就不結婚，發誓不嫁工農老干部的女大學生，終於嫁給了比她大12歲的鄧小平。她說，是鄧小平的真誠感動了她。
1939年秋，鄧小平來延安開會。他那時是一二九師政委，在太行山工作，還沒有結婚，鄧發想讓他在延安找個合適的，就把他帶到學習班來了。一次我去曾希聖家，曾希聖說有人想和我結婚，問我願不願意。我表示不願意，因為當時我還年輕，還想再工作幾年。還有就是我怕跟一個工農干部結婚，不是看不起他們，是他們沒知識，你跟他說話說不到一塊。有一個笑話，說一個工農干部跟一個知識分子結婚，兩個人晚上沿著延河看月亮，那個女的說，你看這個月亮多漂亮啊，他的丈夫就說，有什麼漂亮的，看不出來，在延安就傳為笑話了。我結婚可不能找這樣的工農干部，我要找就找知識分子。
所以，曾希聖跟我談了兩次我都不願意。后來鄧小平說，我找你談談可不可以？我說，可以。於是我們一起到曾希聖家。鄧小平說：“我這個人年紀大了，在前方作戰很辛苦，我想和你結婚，可是曾希聖和你談了，你不同意。我這個人不大會說話，希望你考慮一下這個事情。我年紀比你大幾歲，這是我的缺點，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彌補。”
他找我談了兩次：第一次談他的情況﹔第二次談他的希望。我聽著，覺得這人還可以。他有知識，是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我那時已經23歲了。我以前就認識鄧小平，現在他親自來找我了，說話又那麼誠懇，我就同意了。但有個條件是，結婚后馬上離開延安，因為我害怕其他人笑話我也嫁了個“土包子”，鄧小平也同意了。后來在楊家嶺毛主席窯洞門前，他們把兩張桌子拼起來說：“今天我們會餐啊！大家都來會餐吧！”也沒有說要結婚。當時李富春對我說：“你也認識鄧小平，大家會會餐，現在給你們騰出個窯洞，吃完飯后你們一塊兒回去就算結婚了。”當時有兩對夫妻，還有一對是孔原和許明。因為當時我有些勉強，沒有什麼准備，鄧發就把他們住的窯洞騰出來給我們，我們就在他們的窯洞裡結婚了。
B 牽手太行
“我是共產黨員，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著你去。”
結婚后，卓琳跟隨鄧小平回到了太行山。卓琳留在八路軍總部擔任婦女訓練班的隊長。鄧小平則趕回了位於遼縣桐峪村的一二九師師部。一年以后，在卓琳的要求下，組織上把她調到了一二九師師部。從此，她就和鄧小平生活、戰斗在一起了。從這時起，她才真正開始了解自己的丈夫。
卓琳活潑、開朗，愛說愛笑，而鄧小平則沉默少語。妻子漸漸地適應了丈夫的性格，漸漸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她跟隨鄧小平轉戰沙場，出生入死，從一個任性嬌慣的富家小姐，成長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一個賢妻良母，她逐漸學會了開荒種地、紡線、織毛衣。戰場上的閑暇時刻，指揮千軍萬馬的鄧小平也會親自燒上一鍋水，為妻子洗洗頭發，或是約上另一對夫妻，一同打打牌。
結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帶著我一塊兒去。我們那時候還不熟悉。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師部，我在后方，就是八路軍總部。朱德是總司令，彭德懷是副總司令。當時總部有個婦女部，我就在婦女部工作。他來開會，就見個面﹔他不開會，我們就見不著面。
后來我就跟他說，你的性格是不愛說話，我的性格是愛說話。可現在我又不能隨便跟別人說話。說錯了，對你影響不好，所以我隻有跟你說了。我把我的想法說出來，你一定要聽下去。我說錯了，你可以批評，我來改。他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脾氣，你願意說話你就隨便說，我有意見我就提，沒有意見就這麼算了。”我想，這個老干部，你要老讓他說話也不行，他也說不了什麼。算了，慢慢相處吧。就這樣慢慢互相之間就了解了，以后，我們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話就對他說。
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在后方。他們打完仗休整的時候，再把我們接去。后來進軍西南的時候，他下命令，進軍西南，不准任何人帶家屬，連我們也一樣。我不干了。我說：“你不帶家屬我不干，你們老是把我們‘丟’了不管，這次我一定要跟著你去。我是共產黨員，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著你去。”他沒辦法，隻好允許帶著家屬。但是去的方式是，他們在前面，由偵察兵看好路了，我們帶著孩子隨后跟上。
我們到了上海以后，上海剛解放，大城市跟農村不一樣，有許多復雜的工作需要處理。鄧小平那一個月的時間，要和人談話，充分了解上海的情況，還要開會，研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進行工作，所以他很累，累得飯也吃不下，老吐。我那時候剛好懷著小孩，我們兩個人在上海找了房子，擺了兩張床，他住一邊我住一邊，我吃什麼飯他就跟著我吃，但他吃不進去，累。
張錫瑗是鄧小平原來的夫人，他對她感情是很深的。可是她走得早，他把她埋在上海的一個公墓裡頭。解放上海以后，他要去看看張錫瑗的墓。因為上海經歷了很長的動蕩時期，很亂，很多死人埋在那，去找那個墓已經很困難了，后來找了一位了解情況的老同志，去幫忙打聽，終於找到了。我同他一起到張錫瑗墓前，去送點花，給她上供品。
C 后勤部長
“我的任務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讓小平操心，讓他專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鄧小平家中，卓琳是這個大家庭的核心，她營造了非常和諧、歡樂、民主、向上的家庭氣氛。每天的晚餐時分，四代同堂的全家人必定要聚在一起。飯桌上，不分長幼，誰都可以說話。工作繁忙的鄧小平能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體力，和卓琳營造的這種家庭氣氛不無關系。在這個家中，最重要的無疑還是鄧小平。卓琳對孩子們說：“爸爸要干什麼，就是家裡最大的道理。”在生活上，卓琳給予了鄧小平無微不至的照顧。鄧小平一年四季穿什麼衣服，蓋什麼被子，每天晚上吃幾粒安眠藥，都是她來安排。卓琳關心鄧小平，鄧小平也十分愛護卓琳。卓琳患了重感冒，鄧小平全然不顧警衛人員的勸阻和被傳染的危險，在卓琳的房間，詢問病情，囑咐她多喝水，按時吃藥。夫妻情深可見一斑。
重慶解放后，干部都要下鄉工作，孩子們怎麼辦呢？后來想了個辦法，在城裡成立人民小學，由我當校長。當時學校分高、中、低年級，吃、喝、住、穿全由我們來負責。當時有些孩子很調皮，我想我得治治他們，並決定先從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鄧朴方睡午覺時，看見我在就假裝睡覺，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為了治他，中午睡覺時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毛巾把他的臉蒙起來，對他說：“你不好好睡覺我就不走。”鄧朴方沒辦法隻好睡覺。其他孩子看到我這樣治鄧朴方，睡午覺時也都不調皮了，秩序就這樣維持下來。
到北京后，鄧小平顧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們培養成有知識、有文化、有專業的人才。孩子們當時在八一小學住校，每個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來住。我就常把他們集中起來，把我從報紙、雜志上看到的一些知識講給他們聽。有時還准備個課題，比如什麼是核裂變呀，和他們一起討論，增加他們的知識。每個孩子都根據他們的興趣培養一門專業。我的任務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讓小平操心，讓他專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三年困難時期，供應的油和肉比較少。當時對他們這些高級干部還有一些照顧，多供應一點油和肉。那時我們家人口很多，除了我的五個兒女外，還有一些親戚朋友的孩子也住在我們家，吃飯的時候總要有十幾口人。多供應的那點油和肉要是大家一起吃，肯定不夠。可他還要工作呢！他當時是總書記，工作非常忙。為了保証他的身體，保証他的工作，我就說讓他單獨吃小灶。他不同意，說不行。我說這樣吧，派一個人陪你吃行嗎？他同意了。可沒過多久，他就不干了。他說，我還是要和大家一起吃飯。沒辦法，我隻好同意，每頓飯就讓廚師單獨給他炒一個菜，別的菜都和大家吃一樣的。結果就這一個菜，到了飯桌上以后，他就到處分。給這個一點，給那個一點。到了最后，他實際上一口也沒吃，全分給了別人。沒辦法，最后就大家全吃一樣的了。
D 卓琳秘書
“他對我有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他對我有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我說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當時有很多領導同志的夫人都在單位工作，公安局怕她們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護她們上下班。她們本人並沒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與其這樣給公安局添麻煩，不如就給他當秘書，反正他一個秘書也不夠用。他同意了。后來，我就給他當秘書。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王瑞林秘書。當時的中央領導中數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檔要專人負責。他看完的文件要存檔的，我就負責一件件登記，登記完了以后，我就再用三輪車送到中央辦公廳，交給中央辦公廳存檔，所以那時候就數他的文件最全。當時中央存檔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為准。這項工作實際上挺復雜的。我專門找了一間屋子，把所有的文件都擺開、整理成冊，半個月或一個月一次，用車送到機要辦公室。
身為政治家的妻子，卓琳卻從不參與政治上的事情。卓琳說：“有些部門讓我出面，擔任什麼職務的事，我不願意。我沒有什麼名利思想。”卓琳唯一的職務就是鄧小平的秘書，說是秘書，實際上也就是整理文件。鄧小平擔任黨的總書記十年之久，他后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這十年他隻有兩個秘書：王瑞林和卓琳。當時，中央存檔的文件，大多用的是卓琳上交的文件。
E 風雨同舟
“那個時候，有好多人劃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為命。”
卓琳深愛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個黑白顛倒，無數家庭成員互相揭發的瘋狂年代，她依然堅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為命，不離不棄。不但自己這樣，她還給孩子們講父親的歷史，講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爭形勢。從她的講述中，兒女們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親是清白的、無罪的。他們和母親一樣，愛自己的父親，心甘情願地與他共渡危難。
那個時候，有好多人劃清界限，老祖（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就跟我講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們夫妻這麼多年，你應該是了解他的，你可別犯糊涂哦！”我就告訴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會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和鄧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來說孩子們不准回家了，所以隻有我和他相依為命了。
又有一天，有人讓我和老爺子、老祖收拾東西坐飛機走。我們收拾了幾箱常看的書，坐在汽車裡繞了好幾圈，汽車的窗帘都是放下來的，最后我們到了飛機場，把我們送到了江西新建縣。我們住進了當地人叫“將軍樓”的地方，是一幢二層小樓。
在江西，我們住的那個“將軍樓”前頭有一塊空地，原來也有人種過，后來我們就開了一塊地。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不能多動。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那裡撿石頭。撿完石頭以后，弄成一塊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些種子，種些茄子啊、辣椒啊，這些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當時我們住在二樓。上樓時，我走不動，我都要說，喂，老爺子，拉著我，我走不動了。他就拉著我。我一手扶著欄杆，一手讓他拉著上樓。
我們在新建縣的時候，每天去工廠上班。早上8點走，半小時到拖拉機修造廠。我拆線圈，拿汽油洗那些油膩。老爺子當鉗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爺子在法國留學時，實際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紅鐵，就是把鐵用高溫加熱，原來很粗的鐵，燒紅了，拉出來，用人工把它弄得細一點，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鐵絲。他說當時的工作環境很熱，溫度高得他都沒辦法，他工作的時候把衣服都脫光了。我拆線圈還可以坐著，和師傅們聊天，老爺子隻能站著。有一天，我看到老爺子干得臉都發白了，我讓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說他：“你怎麼也不偷點懶呀？”他說：“我一坐下就起不來了。”
去江西前，我已經知道胖子（鄧朴方）的事兒了。他是北大學生，鄧楠也是北大的學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人家把他關在樓上，要他揭發他父親，他說：“我哪能揭發我父親啊，我不知道他干什麼錯事了。”他不說，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從窗口跳下來，骨折了。有一天，鄧楠跑回來和我說：“媽呀，哥哥從樓上摔下來了，可能癱瘓了。”我哭了三天。當時胖子住在北大校醫院，我去看他時當著他的面沒有哭。我們接著就到江西去了。
后來孩子的小姑姑給我們寫信，說胖子已經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幾個人住一個大病房，想翻身也沒有人管，吃東西也沒法自己吃。我們很著急。老爺子就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說既然醫院已經不能治療，送到福利院去了，那麼我們希望把他接到身邊來。毛主席同意了。后來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車把胖子送到新建縣我們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們讓工廠裡給他做了個架子，因為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他要有一個架子。架子上有兩個環，他拉著那個就可以坐起來，放開了又躺下去。
后來我們知道林彪死了。鄧小平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表示擁護毛主席對林彪的處理。
我們從江西回來，原來的地方已經不行了，就給我們找了一個院子。地震的時候，房子都晃，我們的房子有一個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裡。后來大家想了個辦法，我們院子裡有兩行架子，架子上種了些植物，后來就在這個架子上頭蓋一個塑料的棚子，然后我們就擺兩張床，中間一個過道，大家晚上住在這。我們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嘰嘰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爺子就找本書看，我們做了一個電燈，讓他可以看書。就那樣，他說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氣新鮮，后來地震過去了，我們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想，怎麼叫他呢？我說算了，就叫“老爺子”好了。大家都說叫“老爺子”，后來孫子也叫他“老爺子”，像吳院長啊、警衛員、秘書都叫他“老爺子”。
F 相伴大海
“老爺子去世，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舉國哀痛。當人們思考著該以何種方式向老人家表達最深切的思念之情時，卓琳向家人、子女們提出了一個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決定為准，你們不能提出高於中央標准的要求。卓琳對遠道而來的親屬們說：“我知道你們是懷念鄧小平同志，既然這樣，我想要求你們，一定要像鄧小平那樣，時時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實實為人民做事情，這是對鄧小平最好的懷念。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念書的好好念書，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個好黨員、好公民。”鄧小平晚年，一直珍藏著兩個心願：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與鄧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實現了這兩個心願。
老爺子去世，我們全家人都很悲哀，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我們全家人都團結在一塊，子子輩輩都團結在一起。我們買了鮮花，就在院子裡洒，邊撒邊說：“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看見了沒有？”到老爺子生日那天，我們全家就聚在一起吃飯，一大長桌，也有客人來參加，還像他活著一樣紀念他。
我喜歡聽京劇，因為小時候我父親有一台留聲機，各個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所以從那會兒開始我喜歡上了京劇。老爺子喜歡聽嚴派的唱腔，我常和他一起聽，就更喜歡京劇了。老爺子不在了，他留下的嚴派唱片我繼續聽，自己也錄了一部分別的。我老年的娛樂就是在家聽京劇錄音帶。
老爺子活著時曾經說，香港回歸時我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站一站，哪怕站一分鐘也可以，總能看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他2月份就去世了，7月份香港才回歸，他就沒去成。后來中央問我，我說老爺子有這個願望，想要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上去站一站，望一眼。我就向江澤民同志提出代老爺子去香港看一看的請求。江澤民同志批准了，去香港時把我帶去了。我完成了老爺子的遺願。后來澳門回歸我也出席了。
2009年7月29日，和丈夫一樣，歷經93載的風雨人生，圓滿地完成了時代、國家、人民和家庭賦予她的使命的卓琳走了，走得平靜、安詳。和丈夫一樣，她也選擇不留骨灰，撒向大海。女兒說：“爸爸、媽媽走后，我們對死亡有了新的理解。媽媽是去天國見爸爸了。有了媽媽的陪伴，在天國，爸爸就不孤獨、不寂寞了。”
本文選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著的《永遠的小平》一書“卓琳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