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人不知道這句話的力量——因為它的指引，中國人的創造性和奮斗精神出現了空前的高漲，社會活力出現了空前的大噴發，於是有了中國30多年經濟的高速發展。
而與此同時，原有的財富平均化的狀態被打破，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被拋向社會邊緣。
“共同富裕”，鄧小平的理想，今天十三億中國人的夢想，仍在路上。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1980年7月，北京鐵路局天津電務大隊27歲的二級工黃德江，因為在工資調整中沒有評上，往自己身上澆倒柴油，自焚而死。而在千裡之外的特區深圳，蛇口工業區第一項工程———蛇口港碼頭建設，正在進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就是這一年，鄧小平剛剛啟動中國的改革開放，春風始度，乍暖還寒。
今天的人們也許很難理解，評定工資也會產生這樣的極端事件。但在那個年代，幾年一次的小比例調資機會，一旦錯過，意味著五年十年甚至幾十年之內，很可能就不會再漲工資了。
1980年，龐大的中國社會主義航船正在努力掙脫鐵桶般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以按勞分配的名義實行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政策，已經走入死胡同。
1980年7月中下旬，在視察武漢的過程中，鄧小平聽取中央負責人匯報制定“六五”計劃和長遠規劃有關情況時說：“要承認不平衡，搞平均主義沒有希望。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國家才有余力幫助落后地區。”
事實上，他在1978年就明確表露過這樣的意思：“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
1980年，中國設立四個經濟特區。
4年后，鄧小平坐專列南下深圳，要親眼看一看他親手創立的經濟特區到底有什麼變化。
1984年1月25日上午，在深圳河畔的一個小漁村，鄧小平和當地的漁民聊起天來。村支書吳柏森說，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利用和香港一河之隔的優勢發展養魚業、運輸業和來料加工業，1983年人均收入達到2300元，家家都是萬元戶呢。
鄧小平要親自驗証一下這個數字的真實性，跑到一戶漁民家去參觀。看到氣派的樓房、精致的裝修和電視機、冰箱等家用電器，鄧小平問，收入怎麼樣啊？主人回答說，每月收入四五百元。坐在鄧小平旁邊的女兒鄧榕怕聽力不好的父親聽不清，大聲說：“老爺子，比你工資還高呢！”
離開漁村時，鄧小平心情極好，但他的頭腦很清醒：全國農村要達到漁村這個水平，恐怕要100年。當時同行中有人提出異議，認為用不了那麼長的時間，鄧小平堅持說：我們國家大，情況復雜，至少要到本世紀末，還要再努力奮斗50年。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真正的社會轉軌時期。
鄧小平的憂慮
這個時候，成千上萬的溫州農民洗腳上田，走南闖北開始了他們的創業過程。
安徽人年廣久潛心鑽研瓜子的炒制技術，創造出“傻子瓜子”這一品牌，在當地名聲大噪。1983年，他雇用的工人已經達到103人，月營業額達到60多萬元。一些看不慣私營企業發展的
人主張對他採取措施，鄧小平出面阻攔：“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自此，私營企業的發展勢頭銳不可擋，出現了一批先富起來的人。
在整個80年代，類似的“鬆綁”政策，促進了十億人生存方式的重大改變，也在一步步解構計劃經濟的舊體制。
但在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分配不公的問題也開始積累。
轉軌時期由於舊的法律規章失效，新的法規尚未建立起來，合法與非法的界限難以劃清，一些有權力和有膽量的人開始通過打“擦邊球”，以各種手段撈取收入。
1984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最關鍵的一步開始實行：價格改革，允許國有企業在完成指令性計劃后，超產部分價格由市場供求雙方解決。
同一商品出現兩種價格，指令性計劃一統天下的僵死局面被打破，經濟出現了生機，鄉鎮企業從此可以在市場上購買原材料，發展勢頭迅猛。
但同一種商品兩種價格，相當於一條馬路上有兩種交通規則在起作用。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相差數倍，大批“倒爺”在“雙軌制”的混亂中產生。
計劃失控，市場失靈，出現了1988年的經濟秩序混亂。一批有權力背景的人在法律的灰色地帶發家致富，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初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
1992年，鄧小平在垂暮之年前往南方，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他在談到加快發展的同時，多次講到“共同富裕”問題，88歲高齡的他已經感受到這一問題的焦慮。
1992年12月18日，在杭州考察的鄧小平翻閱當天的《參考消息》，看到文章《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國》和《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后，深有所感：“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研究分配問題。”他擔心：“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
根據他的意見，中央迅速成立了專門研究分配問題的班子。
不久后的1993年9月16日，在和弟弟鄧墾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再次表露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憂慮：“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
實際上，鄧小平對於如何解決兩極分化，曾有過初步的設想。例如他在1992年南巡中說：“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
利益的轉向
1994年，北京建國門外的某家百貨公司展出一雙意大利進口的女用拖鞋定價9000元人民幣。消息被《北京晚報》進行了報道，隔日，許多北京市民聞風而至，想要一睹“金縷鞋”芳容，沒料到扑了空，鞋子早已被一位東北來的大款買走。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富裕群體，包括股票經營者、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歌星和影星、鄉鎮企業和集體企業承包人和企業管理人員等。
這類人數量並不大，但佔有財富的數量卻在不斷攀升。據官方機構測算，進入新世紀，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產總額則佔到
45％。
2004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一份收入調查顯示，中國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貧富差距何以在短時間內擴展到如此之大？多年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市場經濟的缺陷擁抱了計劃經濟的殘余。
“市場的本質是追逐利潤，市場自由運行的極端結果是兩極分化，這就需要用政府來縫補市場的無能和缺陷。而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全能政府形態，缺乏制衡的行政權力左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動。”
按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的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社會財富合理公平分配，實現共同富裕，已經到了轉變的前夜。
直面共同富裕
200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大，標志著中國的發展思路進入了新階段，提出了“全面小康”的概念，注重縮小地區、城鄉、各階層之間的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發展，要求現在沒有達到小康水平的地區和階層，都要在2020年前達到。
一年后，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2004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拓展為“共同富裕”。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而實現現代化的新階段，開始倡導和謀求“共同富裕”，這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跨越。
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坦承，多年來，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等，這些問題必須高度重視而不可回避，必須逐步解決而不可任其發展。
科學發展觀思想中提出的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實際上已經觸及了當前社會發展的所有重大問題：城鄉分化、地區分化、經濟社會發展失衡、人與自然的失衡等。
縮小差距，共同富裕涉及到各地區、各群體的利益調整，涉及到弱勢群體有更力的發言機制和權利保護機制，這就需要社會政治體制有相應的變革。因此，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事，它是牽涉到政治、經濟、文化的系統工程，它的啟動，有可能是引導社會進行更深刻變革的一個契機。
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首要目標，是在21世紀前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一步，顯然也是最艱難的一步，但也是沒有退路的一步。
這就又讓人重新想到鄧小平的話——和他一以貫之的勇氣。1984年他南巡到廣東的時候，住的賓館后面有座小山。一次，80歲的鄧小平像往常散步一樣，一口氣登上了山頂。下山的時候，當地領導和警衛讓他從原路下，這樣既好走又安全。鄧小平不答應：“我從不走回頭路。”他堅決地走另一條沒有走過的更為艱難的路。
（據《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