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給毛澤東呈上一份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表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這一舉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於搶班奪權的“四人幫”心上。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無忌憚地叫喊：“10年后再看。”是年，鄧小平71歲，王洪文剛滿40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中南海。在71歲與40歲的比較中，鄧小平顯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說：“10年之后，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麼樣子？從年齡上說，我們斗不過他們啊！”幾個老革命家從王洪文的話中覺察到黨和國家面臨著一場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誰來接班？從此，接班人的問題伴隨著王洪文的那句話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鄧小平的腦海之中。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伴隨著撥亂反正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展開，大批遭受迫害的干部紛紛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但由於從反右運動到“文革”結束持續了20年，原來的年輕人早已進入中年，中年人也變成了老年人。面對著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隊伍嚴重老化，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因無位子，年輕干部又上不來。對此，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順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從組織上保証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措施。新老交替的關鍵是要解決老同志佔著位子的問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就是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為解決干部系統吐故納新而創造的一個過渡性的組織形式。
鄧小平提出設顧問最早是從軍隊開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在軍隊設顧問組的問題。他指出：“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現在狀況下提出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麼辦？”“顧問組的組長，不參加黨委，可以列席黨委會，好同顧問組通氣。其他待遇不變，但是配汽車、秘書要變一變。”“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脫。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設了顧問，究竟會有什麼問題，等搞年把子再來總結經驗。”
1977年鄧小平再次出來工作后，一次，他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議上說：“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急需培養、選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這是一個新課題，也是對老同志和高級干部提出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老干部現在大體上都是60歲左右的人了，60歲出頭的恐怕還佔多數，精力畢竟不夠了，不然為什麼有些同志在家裡辦公呢？為什麼不能在辦公室頂8小時呢？我們在座的同志中能在辦公室蹲8小時的確實有，是不是佔一半，我懷疑。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就以我來說，精力就比過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還安排就感到不行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鄧小平接著說：“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們把老同志都陸續請回來了，並且大體上恢復了原來的或者相當於原來的職務。這樣，我們的干部就多起來了。把老同志請回來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確的。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干部。而沒有這樣一批干部，四個現代化就搞不起來。我們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選拔接班人這件事情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鄧小平清醒地看到顧問制度只是一個出路，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隻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從1980年起，他就開始做退休的准備工作。這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透露：“中央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可以讓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實現年輕化。”
1981年7月2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帷幕落下沒幾天，鄧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到設顧問委員會以容納一些老同志的設想，並說：“這是為后事著想。”1982年1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要老同志讓路，讓中青年干部上來接班的問題時，把它比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干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柬埔寨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時又說，干部老化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此后，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新黨章裡明確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組成原則和職能作用，即中顧委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鄧小平在這次會上說：中顧委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實際成立的，是解決我們這個黨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老同志退出一線后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他親自擔任了中顧委主任。
黨的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人共同約定“一起退下來，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也要求“全退”。后來，經過中央政治局反復討論，並征求多方意見，決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但仍擔任一定職務——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陳雲擔任中顧委主任，李先念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全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帶動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線的領導崗位，增選為中顧委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顧問委員會委員，一批年輕干部走上了一線領導崗位。
1989年6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了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4日，江澤民等幾位中央領導前往鄧小平的住處。鄧小平和他們一一握手后，對大家開門見山地說：“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時間和方式。”他接著解釋：“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崗位上去世，世界會引起什麼反響很難講。如果我退休了，確實不做事，人又還在，就還能起一點作用。”“我過去多次講，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經慢慢練習如何過退休生活，工作了幾十年，完全脫離總有個過程。下次黨的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度。……人老有老的長處，也有老的弱點。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腦筋就不行了，體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規律是不可改變的，領導層更新也是不斷的。退休成為一種制度，領導層變更、調動也就比較容易。”
鄧小平認為，實行退休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堅定地表示：退休這件事就這樣定下來吧。至於退的方式，鄧小平認為，簡化比較有利，“來個干淨、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請求，說幾句話”。同一天，鄧小平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呈上了請求退休的報告，要求實現“全退”。這封不足700字的辭職信，字裡行間無不體現著這位老黨員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赤誠之心。
鄧小平退休的問題最終被提交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討論。經過激烈的討論和大量的說明工作，代表們逐漸理解了鄧小平請求退休的決心和意義。通過表決，全會接受了鄧小平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消息傳出，一直在家等候的鄧小平如釋重負，即刻驅車前往會場。他激動地說：感謝同志們對我的理解和支持，衷心感謝全會接受我的退休請求，衷心感謝同志們。
1989年11月9日晚，到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的時間，鄧小平又坐到了電視機前。他知道，今晚《新聞聯播》的內容與自己有關。果然，播音員那准確、抑揚的聲音傳了出來：“11月6日至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全會高度評價鄧小平同志對我們黨和國家建立的卓著功勛。全會認為，鄧小平同志從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在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他多年來一再提出的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表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
聞聽這一消息，人們無不對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偉大的總設計師身體力行，為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摘自《福建黨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