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毛澤東在發起運動，推動運動發展，支持“左”派造反，批判和消除一切阻礙運動發展的“反動”勢力，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權等諸多方面，都已取得了超出他預計的成績和結果。如果這些，就是發動這場“革命”運動的目的的話，他應該感到滿意了。他的目標，不就是要保証中國不變成修正主義，要保持永遠革命的精神，要用革命的手段來確保革命路線的進行，並用革命的手段進行組織、人事乃至政權上的更替和換代嗎？
但是，正像毛澤東自己常說的那樣，事物往往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運動發動起來，不斷地加速，而且行進得越來越快，就像一列全力向前的重載列車，其來勢之猛，慣性之大，任何力量均已不能阻擋。就連毛澤東，這個運動的發起者，也已不可能控制其節奏和走向。更何況，這是一場由錯誤的思想、錯誤的估計所引發的錯誤的運動。由其錯誤的性質所注定，它將隻能在一條畸形扭曲的道路上艱難行進。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對於劉、鄧的批判，毛澤東曾想不同於彭、羅、陸、楊。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馬對此卻不滿足。他們認為，必須進行聲勢浩大的批斗，以群眾運動的巨大聲勢，造成徹底打倒的不可挽回之勢，以敦促毛澤東快下決心。他們加緊部署正式批斗劉、鄧的步驟。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向中央文革報送一份關於批斗劉少奇的請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用筆將“少奇”二字勾掉，在后面加上“鄧、陶夫婦”。
7月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等策劃組織召開了“批斗劉少奇”大會，對劉進行批斗、抄家並從此剝奪了劉少奇的人身自由。
劉少奇被抄家后，我們家的老公務員吳洪俊偷偷把母親叫到屋后走道說，今天抄了劉家了，拉了一車東西走，聽說明天要抄你們了，趕快收收東西吧！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親兩人叫到旁邊的懷仁堂，說有事情要問。父母親被帶走后，造反派來到家中，開始抄家。
他們首先到父親的辦公室、會客室，然后到父母親住的房間，翻來翻去，卻什麼也沒有搜查出來。父親辦公的習慣是，開會不做記錄，平時不寫筆記，發言講話不寫講稿，最多一個紙條記幾個數字，但凡落筆都在文件上。處理文件都是當日事當日畢，看完批完就讓秘書拿走，辦公室內不留文件。他的辦公室內確實干淨簡單，除了書籍以外，幾乎什麼也沒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點“稻草”都沒撈著，便氣鼓鼓地說：“一點筆記都沒有，這個總書記，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造反派們不甘心無功而返，就轉到我們孩子們住的房間，一間一間仔細搜過，結果也是一無所獲。那天飛飛在家，造反派問他在干什麼，他說在看《西游記》，其實在他的口袋裡裝著父親平時打橋牌用的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沒有搜身，不然就會找到這唯一的罪証：鄧小平的扑克牌——記得我們在看大字報時，造反派給父親列的一大“罪名”就是“愛打橋牌、愛玩”。抄了半天的家，什麼也沒搜出來，造反派就責令我們交出家裡的存款存折。他們原以為我們家多麼富有，萬萬沒有想到，因為我們家人口多、負擔重，所以非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反倒還欠著公家二百元錢。他們本想借抄家大肆宣傳鄧小平的腐化生活，結果卻大失所望而去。
現在的人可能不理解，當時那種抄家能給人帶來多麼大的心理恐慌。一個人本來沒事，或因一次抄家，給造反派找到“罪証”，就會引來殺身之禍。對於已經在“文革”中司空見慣的抄家行動，我們雖未參加過，也未親眼看見過，但卻早就耳熟能詳。在劉家被抄以后，我們也不得不做好准備，把家裡徹底檢查一遍。在那個非常時刻，人們內心的恐慌是無邊無際的，有事的、沒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備不測。
我們家本來十分簡朴，沒有什麼奢侈用品，隻有母親去蘇聯時蘇聯人送的幾瓶香水。記得兩個姐姐和我，在廁所裡，把那幾瓶從未拆封的香水打開，一股腦地倒進洗臉盆中，邊倒邊開開龍頭用水沖。也不知道起了什麼化學反應，香水和水一摻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陣陣白泡。現在想來實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們倒掉了香水，卻沒有丟掉香水瓶子。如果造反派真搜到了並做起文章，有香水沒用還好，有香水還全用光了，那豈不真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啦？幸虧抄家時造反派忽略了那幾個無辜的香水瓶子。這是事后想起來的一樁可笑而又可嘆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們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當做罪証的照片都給燒了，其中有我們家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等家的合影，還有媽媽年輕時在北京大學上學期間的生活照片。這些照片，都被我們付之一炬，再也無法找回了。 （未完待續）
